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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地方权力强势的形成（第7页）

表1-2还显示，在海关税收增加的同时，清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了较大的增加。

1861年的财政收入为库平银53000000两，到1864年已有较大增加，达65000000两，3年间增加了22.6%。

此后至1894年除少数年份外逐年递增，到1888年增至93598031两；1891年达到甲午之前的最高水平95393557两；1894年略回落至93263762两，比1861年增加了76.0%，比1864年增加了43.5%。

表1-21861-1894年海关税收占财政岁入总额比重统计表（单位：库平两）

说明：（1）海关税收资料采用各年关册统计数据，按1海关两=1.0169库平两换算。

（2）岁入总额采用刘岳云光绪会计表中的岁入总额，加上该表洋税收入与上述海关关册统计数之差额。

（3）表中之“非关税岁入”

和“指数”

栏系笔者按有关数据计算所得，其余采自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第43-44页数据。

就厘金的扩展而言，主要是将它从临时税收改成为正税。

厘金在开办之初，原本出于筹措军饷的“权宜之计”

，一旦镇压太平天国成功“即行停止”

。

1864年8月，清军刚刚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南京不久，就有副都御史全庆奏请裁撤厘金局、卡。

但此议遭到了以湖广总督官文、两广总督郭嵩焘为首的不少地方疆吏的坚决反对，认为厘金已是各省筹集军费、归还积欠和办理善后事务的主要经费来源，“只宜严禁重科，万不可骤议裁撤”

；且进而主张将厘金改为经常税制，提议各抽厘省份须将厘金收入的一部分拨解京师，以充裕部库。

清廷采用了地方大吏的这一提议，随即将厘金确定为一种新的正式税制。

清政府在确定厘金为正式税制后，虽迫于舆论压力，在表面上有裁撤多设厘卡的明文宣布，但实际上只是作了一番调整，并不能对地方政府自行征收厘金的行为起到抑制作用，甚至有增无减，征厘的关卡和货品名目不断增加，以致一货多征、税负陡增、厘卡官吏和巡丁的抑勒苛索一仍其旧。

1874年时有人揭露其弊说：“从前商人从汉口向上海运货，只有武昌、九江、芜湖、江宁、镇江、上海六处税关，或此征而彼免，或仅纳船课之税”

，而今“厘卡之多犹不止倍于税关之数，其司事巡丁之可畏，亦不止倍于税关之吏役。”

尽管自海关实行子口税制度之后，分去了厘金的一大块税源，但在横征暴敛之下，厘金收入仍在逐渐增长。

就全国而言，厘金的年均收入，在1866-1869年间为白银1200万两上下，到1870-1874年间增至在1300万——1500万两。

其中百货厘金占绝大部分，如1874年的收入构成为：百货厘金占93.29%，鸦片（即洋药）和土药厘金分别占3.17%和0.34%，茶厘占2.26%，盐厘占0.34%。

原来厘金收数较少省份的增幅更大，如山东省，从1864年前的年均收入3.6万两，增至此后的10余万两；陕西、四川等省的情况基本类似。

就举借外债的情况而言，地方自行举借外债者明显增多，外债权下移渐成定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之时，某些地方当局为保障军需，已在清廷默许的情况下举借外债济急。

如1861年，清军淞沪防军因军饷急需，由上海道台吴煦经手，以江海关出票担保，向洋商借款30万两。

1862年，吴煦又为江苏防军向洋商借款254055两；同时，福建巡抚瑞瑸和徐宗干向洋商借款3次，共计504880两。

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无论是清朝的地方当局还是中央政府，举借的外债开始明显增加，而且债期增长。

据现有研究，在1865-1894年间，清朝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共计举借外债31笔，除了少数几笔为朝廷直接借款之外，其余大多数为地方当局经朝廷许可而举借。

1865年，清中央政府向英国借款1431664英镑，债期20年；同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奉命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福建法籍税务司布浪闻讯，即以“助饷”

为名，兜揽贷款。

左宗棠随即奏陈清廷，欲借洋债以筹军需。

清廷交军机大臣就此“详细筹商”

，“相机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