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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洋务派的形成（第1页）

第三节　洋务派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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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族官员的崛起与湘淮洋务集团的形成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为镇压起义被迫起用大批汉族官员，使一大批汉人官僚相继兴起。

太平天国起义以前，督、抚多由满族官员担任。

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汉族官员势力急剧膨胀，担任总督和巡抚者逐渐增多，其所占的比例，到太平天国被镇压时已大大超过满族官员。

1864年时，清朝的10名总督中汉人占9名，15名巡抚则全部由汉人担任。

从1861年到1890年之间，清廷任命的44位总督中，汉人占34位；挑选来担任巡抚的117人中，汉人占104人。

可见，晚清的地方政权，已基本操在汉人官员之手，“朝廷仅具一空洞之躯壳，不啻告朔饩羊而已”

。

随着汉族官员势力的增长，清政府原有的政治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清朝中央集权的衰落和满汉统治者平分政权的新态势，沉寂已久的汉民族主义意识日益醒悟，汉族官僚与清王朝的分离趋向逐渐扩大，使一些汉族官员意识到清王朝的统治已进入穷途末路。

对此，曾国藩的幕僚及亲信赵烈文在1867年（同治六年）就已曾转述曾国藩的话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

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

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另一方面更直接的表现则是出现了洋务派。

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员在使用洋枪洋炮与太平军作战中，在同外国势力的接触中，既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先进，也感受到外国列强的威胁，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产生了危机感和仿效意识。

1860年，曾国藩在答复朝廷关于借洋助剿及采米运津的奏折中指出：“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

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1861年，总理衙门奏请朝廷购买外国轮船和大炮，曾国藩视之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认为“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所恃”

，并建议“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

，如此，“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在攻破太平军所占领的安庆之后，随即在那里设立了内军械所，开始试造新式轮船和枪炮。

1862年，他写信给李鸿章，提出：“以忠刚摄泰西之魂，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

从此，曾国藩与李鸿章联手，发起了以学习外国制造机器技术仿造武器为主要内容、以自强雪耻为基本宗旨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亦由此而产生。

洋务派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主张和领导洋务活动的官僚，一是主张和谋划洋务活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居于一定的决策和影响地位。

此外，在各个洋务企事业中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的商人和文人，是洋务运动的具体实践者，也是洋务派官员的聘用人员，他们基本上没有提出具有一定影响的洋务思想和方针，不能等同于洋务派。

除了洋务官僚之外，还有一批竭力鼓吹和支持洋务的知识分子。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仅直接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

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大大丰富和发展起来。

他们大多充当过湘淮军将帅和洋务官僚的幕僚和助手，没有实权，地位不高，但能在思想和谋略上影响洋务官僚，乃至影响到整个洋务运动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