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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洋务派的形成（第2页）

他们虽处于官学之间，或有一定官职，但仍不失知识分子之本性。

这批人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与洋务官僚关系密切者，或入幕襄赞，或奉派出使，或经管事业，直接参与洋务派的决策和实施活动，如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等人，他们或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或协助办理外交事务，或在洋务企业里担任管理职务。

二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有较多了解者，他们或游历于外洋，或受教于西方，对西方语言文字、政治风俗、经济贸易较为熟悉，如王韬、容闳、陈兰彬等人。

三是具有经世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思想比较开明，探求新知，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或来自于考察直观，或借助于西书，如陈炽、陈虬、汤震、郑观应。

上述这些知识分子，无论哪一类，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在思想上有较强的开放性和探索性，开明、务实；在观念上不闭目塞听，不固步自封，注意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路径，努力向西方寻求强国富民之策。

这一特征使他们不仅成为洋务思潮的代言人，而且逐步成为早期改良思潮的代言人。

再从他们的籍贯来看，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王韬出生于江苏，郑观应、容闳出生于广东，陈虬、汤震出生于浙江，都来自东南沿海一带。

这些地区是外国资本主义最早侵入的地方，也是中国志士仁人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地方。

这也是洋务思潮和改良思潮最早出现在他们身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以曾国藩为首的由湘军将帅、官员和幕僚构成的湘系。

湘军首领曾国藩是第一个倡议和实施洋务活动的封疆大吏，又是当时声望最高的地方官员，因此，湘系可以说是第一个地方性洋务派系。

曾国藩手下湘系洋务派的核心人物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是湘军的第二号人物左宗棠。

他于1861年底任浙江巡抚，1863年升任闽浙总督，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同年调任陕甘总督，1873年创建甘肃机器制造局，1880年创建兰州机器织呢局，1881年调任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创办徐州利国驿煤铁矿。

第二个是湘军大将刘坤一。

他于1865年就任江西巡抚，1875年初升任署理两江总督，赞成造船、铸炮；次年初调任两广总督；1879年末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开始在江南重建新式湘军；1881年被免职回乡；1891年再次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并帮办海军事务。

第三个是沈葆桢。

他于1862年由曾国藩推荐出任江西巡抚，1866年由左宗棠推荐出任福建船政大臣，1874年调任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1875年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第四个是曾国藩的四弟曾国荃。

他于1881年被朝廷授为山西巡抚，不久升任陕甘总督，从1884年起在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任上达6年之久，直至死去。

他在两江任上利用中法战争时各方纷调原驻防营之机，借口江南空虚，扩建湘军新营20余个；还派湘军将领为南洋轮船舰队总统，于1884年以李成谋曾是湘军水师统将而派为南洋舰队总统，1890年又任命原湘军陆军将领陈湜接任南洋海军总统。

湘系洋务派多由湘军将领出身，较多侧重于军事方面采用新法，且在思想观念上受曾国藩的传统思想影响较多，其洋务观念和行动往往处于求新与守旧之间。

如在他们所最关心的武器革新方面，就处于这种求新与保守的矛盾状态。

曾国藩认为：“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

，新式武器如同八股士人之于诗赋杂艺，可有可无。

左宗棠抱同样的观点，认为“战事还凭人力，亦不专任枪炮”

，“纯用洋枪，终失长短互用之妙”

，只要模仿西洋枪炮改良中国旧式火器，就可以“师其长并能补其短”

。

即使其所设局制造和采用之新式武器，亦一成不变，更新缓慢。

对于其他洋务事业，湘系洋务派不甚关心。

如刘坤一虽赞成造船、铸炮，对于电报、铁路则视为“变华为夷”

，“期期以为不可”

；将学习外国看做是“竟欲举中国之制度、典章，尽变而为英、为法、为普”

。

这种观念不仅致使湘军的装备和战术远不及淮军，曾国藩在去世前不久也感叹说，“将来湘军阵法或能步武淮军后尘，则大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