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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洋务派的形成（第3页）

，而且也影响到他们举办洋务事业的范围和效益。

三是以李鸿章为首的，由淮军将帅、官员和幕僚构成的淮系。

李鸿章作为淮军的首领和封疆大吏虽大大晚于曾国藩，但作为洋务派的一派首领则后来居上，加之曾国藩的早逝，使之很快成为地方洋务派的第一号人物。

他于1862年组成淮军进驻上海，被朝廷任命为江苏巡抚，次年兼署通商大臣。

1865年因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而署理两江总督。

1868年因剿灭捻军之功，朝廷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1870年因办理天津教案有功，接替曾国藩，继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

1875年又兼任北洋海防大臣。

1885年再兼任会办海军大臣，专门负责筹建海军的具体事宜。

李鸿章秉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政25年，清廷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切重大举措几乎无不参与。

其所率淮军陆续分驻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等省，成为清朝国防主力的常备军，以他为首领，由淮军将领、幕僚和官员组成的淮系洋务派，成为最具实力的洋务集团。

李鸿章属下淮系洋务派主要人物有这样几个：

一是张树声。

他由淮军大将出身，1866年任直隶按察使；1869年署理直隶布政使；1870年授任山西布政使，旋署理山西巡抚；1871年升任漕运总督；1872年署理江苏巡抚，旋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1879年授贵州巡抚，旋调任广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1882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他随李鸿章征战上海、江苏，又在直隶、广东从政，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西方文明有较多的感受，“遇有与洋人交涉事务一切情形，往往留心考察”

，成为洋务新政积极支持者和追随者，曾向光绪皇帝提出自己的洋务主张：“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而不必一一效法西人。”

二是丁日昌。

他虽由湘军出身，但自1862年（同治元年）被李鸿章调至上海主持洋炮局，便成为李鸿章办理洋务的得力干将。

他于1865年升任苏松太道，旋兼任上海海关道，并支持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随即又改任两淮盐运使；1867年升任江苏布政使，旋升任江苏巡抚，督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75年（光绪元年）授北洋帮办大臣，继而改授福建巡抚兼船政大臣；1879年加总督衔，驻南洋会办海防事宜，并节制所有南洋水师。

三是刘铭传。

他是淮军的一员名将，虽然长期领兵打仗，但颇关心洋务，在1872-1884年辞职家居的十余年间，与吴汝纶、薛福成、陈宝琛、徐润等洋务人士常有交往，并常读西方报刊译作，“静研中外得失”

，曾慨言：“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学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为矣！

"1884年7月，刘铭传受朝廷诏令，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11月补授福建巡抚，仍驻台湾督办防务。

1885年10月，清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刘铭传被任命为首任台湾巡抚，随即筹划台湾设省事宜，并大力举办洋务事业。

四是盛宣怀。

他虽出道较晚，入淮系亦较迟，但后来居上，成为李鸿章办理洋务企业最得力的一个谋士和干将。

他于1870年（同治九年）才入李鸿章幕府，不久即任知府、升道员；1872年受李鸿章之命，会同朱其昂等拟定轮船招商局章程，并被委为轮船招商局会办；1875年（光绪元年）受委督办湖北煤铁矿务；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筹办电报；1881年被委任为电报局总办；1884年署理天津海关道；1886年授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负责建造华盛纺织总厂，任督办。

此外，还有不少由李鸿章从文武官员、开明绅商、文人士子中物色来的洋务人才，不再一一列举。

淮系洋务派虽亦如湘系一样多为军事将领出身，但由于淮军起家于上海、江浙等受西方影响较早、较多的地区，且与洋人有较多的交往和合作，因而他们的思想观念比湘系要开放得多，不仅在军事上更讲求“师夷长技”

，而且在经济和文化上也主张效法西人。

如他们的首领李鸿章，在1862年刚刚组成淮军进驻上海时，就一面联络洋人、任用洋务人才，一面整改淮军，“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

，“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

，以洋枪洋炮为主要装备，并聘请洋教练训练军队。

然后，又提出了比较全面地发展工商业的方案：“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

，勘察矿产，“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

，以期“渐开风气以利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