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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洋务派的形成（第4页）

。

如张树声则在1884年去世时留下的《遗折》中提出了最为前卫的洋务主张：“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

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因此，朝廷应“统筹全局……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

。

又如丁日昌在1868年向曾国藩呈递了《内外洋水师章程》和《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提出：“专用大兵轮及招募驾驶之人”

，“沿海择要修筑炮台”

，“选练陆兵”

，建北洋、中洋、南洋水师，“使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

等12条洋务建议（但曾国藩阅后却无甚反映）。

次年又上奏朝廷，主张“举贤才，汰虚冗，益廉俸，先书吏，输漕粟，变科举”

。

在任福建巡抚时，上奏朝廷，主张在台湾筑铁路，开矿产，造轮船，辟航路。

再如刘铭传在1880年提交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中提出：“以为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

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

并主张借外债先修京师至清江的南北干线。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刘铭传奉诏入京，又上《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提出切实办好十件要事：沿海扼要设防，改建海口炮台、筹办海军兵轮，改造内河水师，整顿福建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筹备大批枪炮，稽查军械、整顿矿务，酌裁募勇而参用练军，严定赏罚以求将材，译刻西书并推广，以求实用人才。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李鸿章虽与曾国藩一样均为地方大员，但曾国藩去世较早，使湘系势力中途衰落，而李鸿章则军政地位蒸蒸日上，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会办海军大臣要职，形成为清朝的一个特殊势力。

如有人说：李鸿章“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淮军将领果有能者无不用也，臣下弹章如黄潄兰侍郎、朱蓉生侍御，皆立予谴责，不能动也。”

有的说：他“经营海疆二十年，用人筹款一切以便宜行事。”

“广设局所，大兴洋务，天津一隅，遂成藩府专制之局，而朝廷不敢诘也。”

或者说：“李鸿章兼任将相，独握兵权，复无可与为牵制参抗之人。”

“养淮军三十年，办海军亦十年，天下之兵权，一人管之，天下之利权亦一人管之。”

正是由于淮系洋务派思想观念上有较多的开放性，又有李鸿章的特殊地位，使淮系洋务派不仅能够长盛不衰，而且能够事业多成。

二　洋务派的思想和主张

洋务派虽有派系之分，他们所持的洋务思想也各有差异，但其基本主张和思想特色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变局”

论。

其核心内容是认识到中国已面临列强纷至的“千古变局”

，已被卷入到世界大格局之中，力求把握时代机遇，在危机中寻求振兴。

这一观念最早出现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变局”

论已成为洋务论者的共同时局观。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再次明确提出“变局”

论，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