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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清流派的兴起与沉寂（第4页）

以圆滑著称的王文韶入军机处后，却不敢在两人之间左右袒。

1881年沈桂芬死去后，李鸿藻秉政却又不谙洋务，王文韶得以实际主持总理衙门事务，依然承袭沈桂芬的应付之法而无所作为。

清流派为了打破枢臣因循无为的格局，遂开始谋划劾罢王文韶。

1882年发生云南军需报销不实一案，牵涉户部尚书景廉和户部侍郎王文韶。

清流派决定以此发难，由邓承修、张佩纶先后出面，一面为景廉开脱，一面集中参劾王文韶，指责其德才皆不足以担任枢臣。

清廷最终将王文韶开缺回籍。

此举不仅引起了朝野的极大震动，也成为清流派成功排除对立势力的一个标志。

清流派奉行儒家治平之道，评议朝政，对清廷最高统治者也不乏大胆谏诤。

1878年，宝廷上《应诏陈言疏》，公开批评“上下偷安，日甚一日”

，要求“枢臣力加振作，以为诸臣倡”

，而“皇太后、皇上尤当力加振作，以为枢臣、部院、督抚及大小臣工倡”

。

1880年，慈禧太后派太监李三顺送食物给其胞妹（即光绪帝生母），事先未告知门卫放行，李三顺行至午门，不理睬护军的盘问，强闯午门。

事后，慈禧太后偏袒宦官，谕令重治护军之罪。

张之洞、陈宝琛上疏谏诤，要求遵循本朝祖制，严格约束宦官，从轻处置护军，使“圣心之公，国法之平，天威之赫，晓然昭著于天下”

，迫使慈禧太后不得不下旨从轻处置护军，也惩处了肇事宦官。

清流派的修内言行，对慈禧太后的专制和贪官的横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三　甲申朝变与清流派的洋务归宿

5月8日，清廷发布谕旨，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

慈禧的用意不过是“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

。

张佩纶也明知这是对他作为“主战祸首，建言党魁”

的惩罚。

对于清流派来说，这次会办海疆，既有实现其攘外主张的机遇，更有身败名裂的风险。

三人之中，吴大澂与李鸿章原有私交，北洋距抗法前线较远，尚无明显风险；陈宝琛到南洋后，不久即因丁母忧而去职。

清流派的成败似乎主要取决于张佩纶的福建之行，而张佩纶是否有所作为，则又不能不取决于清廷对待法国的和战态度。

张佩纶抵达福建后，虽然决意抗法，多方筹措战备，但受清廷求和政策的钳制，无法在战场上争取主动，终因马江惨败而遭到参劾，成为清廷掩饰败绩的替罪羊，被发配充军，三年期满赦回，寄居李鸿章处，后被招赘为婿，遂致被人诽议，原有的清流形象黯然失色。

清流派的其他重要人物也大多先后遭到贬斥。

陈宝琛丁忧回籍后，即因一同保举徐廷旭、唐炯而受到降五级调用的处分，光绪年间一直未被起用。

邓承修先于1885年因营救言官被革职留用，旋奉命与法使会勘中越分界事宜，事竣后虽免革职处分，但不久仍被解职。

黄体芳因参劾李鸿章，于1886年被革去兵部左侍郎职，降一级留用，改为闲职。

宝廷则早以考差途中纳妓自劾而被革职。

从总体上来说，自中法战争后，清流派已经难以发挥影响清廷外交和内政的作用而日渐沉寂。

仅有张之洞一人，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尚掌握一方大权，虽仍保留着力图抗外的清流遗风，但其“自强”

举措与洋务派别无二致，成为洋务运动的一方领袖，增强了洋务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