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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官办新式军用工业的兴起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开端（第6页）

这种“协造”

制度虽尚未实行产品的全部有偿转让，但已具有初步的订货加工性质，也进行了成本核算，如果所付协银不足生产成本则不予协造。

其他各局厂亦不乏仿行这种“协造”

方法，有的还出卖自己的部分产品。

4.带有一定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动机。

在这一点上，两家最大的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福建船政局的创办者都有所认识。

李鸿章在1865年奏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之始就已经认识到：采用机器进行生产，虽然在开始之时可以用政治权力把采用的范围限制在军用生产领域，但一经采用，由于机器本身功能的影响所及就必然会突破军用领域，而致使民用生产领域也采用机器。

他指出：“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

……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

后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事实正如此言。

左宗棠在1866年奏请设立福建船政局时，其商业意识则比李鸿章更强，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似乎已是其创办福建船政局的初衷之一。

其奏折的第一段就说：

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

……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廛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

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

况我国家建都于燕京，天津实为要镇。

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

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

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浸至歇其旧业。

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十之六七，坐此圜阓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

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

他试图通过制造轮船，促进运输业和商贸业的发展，并增强与外商的竞争能力。

他还试图借商用之途径缓解薪金支付和轮船修造经费问题，提出：“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

他又指出制造轮船能带来的经济和军事利益说：“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投资造船）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

虽然这只是左宗棠的一个设想，在事实上限于各种条件并没能得以实现，但这表明他在兴办军事工业之时考虑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军事建设的经济效益问题，已经把军事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继左宗棠之后接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不仅继承了左宗棠的这一军事和经济互利互动的思想，而且一度付之实施。

1873年，他大胆地改变福建船政局的经营方针，增加其商业性，将接下来所造的第12至15号4艘船只改造为商船，“以备招商试行领运”

，旨在缓解“养船经费支绌异常”

的局面，同时也借此“广闾阎之生计，节国家之度支”

。

这一计划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而付之实施，后来也因总理衙门的限制而停造商船。

洋务军用工业的这些经济性质，无论在生产力方面还是生产关系方面，都表明它们已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属性，因而洋务军用工业的产生具有中国现代工业诞生的意义，也标志着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