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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第6页）

在减免税厘方面，轮船招商局先后获得从上海至天津随漕运货免纳天津进口税2成、卸漕空船载货免除北洋三口出口税2成的优待；开平煤矿获得原煤出口税由每吨纳银6钱7分2厘减至1钱的优待；机器织布局在筹建过程中就已先后获得产品在本地销售“免抽厘金”

，运销内地只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

的待遇。

在授予专利权方面，轮船招商局拥有“商局命脉所系”

的运输漕粮的特权，并享受在中英贸易中“五十年内只准各处华商附股，不准另行开设字号”

的专办权；机器织布局得到“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的特权；电报局则完全独揽了国内民用电线的架设权。

官方的这些“维持”

措施，虽然有成为官方向企业索取“报效”

的借口和妨碍其同类商办企业产生的负面效应，但是对官督商办企业来说，几乎是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命脉所在。

4.徇私舞弊。

在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存在着不少徇私舞弊现象。

“徇私”

主要表现为任人唯亲。

这特别体现在轮船招商局中。

该局的董事中有些是总办、会办的亲属，如上海分局的朱其莼是朱其昂家族成员，广东分局的唐廷庚是唐廷枢的胞弟，福州分局的唐静庵也是唐廷枢家族之人。

也有一些商董是总办、会办的好友、同伙或同乡。

总办、会办和商董们往往引朋呼友，甚至一人“引用亲朋至二三十之多”

。

各级官吏也“纷纷荐人”

，“络绎不绝”

，“甚至宫中亦有挂名应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领薪水者”

。

该局主管人员则因碍于情面，滥行收录。

这导致招商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既增加了薪水开支，又降低了办事效率。

其他企业虽没有那么严重，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类情况。

舞弊主要表现为各级管理人员的贪污中饱、损公肥私和挪用公款。

套取回扣、挟带私货、挪用公款作房地产和债券投机之事屡有发生。

如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挪欠公款7万余两，徐润挪欠2万余两。

这种舞弊行为严重削弱了招商局的经营效益，使该局一度陷入“局无现银”

、“几乎倒闭”

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