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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第5页）

企业的业务经管人员大多由郑于商股内选充。

尽管在实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商人经管人员的权限会受到来自官方的种种制约和干扰，但这属于具体经管过程中官商关系的协调问题，已非官督商办体制的基本原则。

第三，“事虽商办，官仍督察，并非漫无钤制。”

官督商办企业除了由官方委任的商董负责企业的业务之外，还有由官方最高发起者及其所委派的驻局代表行使督察和专管官务之权。

如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表示：“唐廷枢等均系李鸿章派委之员，该大臣责无旁贷，凡有关利弊各情，自应随时实力整顿。”

李鸿章也明确指出：商办不过“专指生意盈亏而言，非谓局务不归官也”

。

言下之意，除生意盈亏之外，其他局务官方均要过问。

他还指示盛宣怀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的主要任务是往来查察，遇有要务则与唐廷枢等会禀，既要监督唐、徐等商董的行为，又要参与重要局务的决策。

一般说来，督察的含义，一是监督商董是否按官方核准的规章办事，二是裁决企业的重大事项，三是稽查商董有无徇私舞弊行为。

专管官务则是全权负责企业与官方所存在和发生的一切关系。

从原则上来说，官方及其代表与商董的职责权限是比较明确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发生官方代表依仗官势侵夺商董权限的行为。

受上述官督商办体制决定，这类企业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往往有以下几种表现：

1.官操决策之权。

其控制的途径有三：一是由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高层发起者选任企业的总办（或督办）、会办（或帮办）之类的高层经理人员，核准企业的章程，聘用高级洋员，确定优惠政策；二是委派官方代表到企业担任总办、会办之类的职务，代官方行事和监察；三是选拔大商董委为总办、会办，使之一身二任，既为官办事，又替官劝商。

这些总办、会办，虽然除了秉承上司的旨意办事之外，也握有一部分的决策权，但是他们所作的决策大多是从官方利益出发的，否则就会受到上司的驳难。

2.商操执行之权。

官督商办企业都设商董，他们既是企业的大股东，又是普通股东一方的代表。

他们不是被委为总办、会办，就是某一部门的掌管者。

如轮船招商局，除唐廷枢、徐润被委为总办、会办外，还有分管各分局事务的商董。

从1885年起，总局所设的揽载、运漕、银钱、保险、修舱、煤料、翻译、案牍等8个股，均由帮办董事具体负责，还另设查账董事。

电报局的各级经管人员中，除由盛宣怀任督办之外，其余总办、会办及各部门负责人员均由商董担任。

其他官督商办企业的商董也都有类同的职务。

商董握有一部分决策权或决策参与权，但必须按照官方核准的经营原则和职责权限经管具体事项。

当然，对职责范围内的经管事务，商董有较大的独立处置权力。

正是由于商董能够通过他们所握有的办事权而发挥他们的经营才能，才使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电报局等企业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3.依赖于官府扶持。

李鸿章在创办官督商办企业时提出“商为承办，官为维持”

的经营模式。

商为承办，已如上述；官为维持，则主要表现为借垫官款、减免税厘和授予专利权。

在借垫官款方面，轮船招商局先由李鸿章拨垫直隶“练饷钱二十万串”

，以作设局商本，后又屡借官款达190余万两；开平煤矿先后借有官款24万两，借直隶银钱所海防支应局款50万两，使该局在设局20余年间“屡受挫跌”

时得到“扶持救急之款”

；上海机器织布局也借用官款达26.5万余两；电报局先后获得垫借官款34.8万余两，护线、电报学堂等经费津贴23.4万两。

虽然上列各企业所借官款大多数以各种方式归还，但其对企业的创设和渡过某些难关的作用非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