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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新式文教机构的设立与引进外国先进文化的开始（第6页）

同文馆成立以后以“译书为要务”

，少数受聘担任教习的西方人士，便在“训课之余，兼能翻译各项书籍”

，以充教材所需。

到1874年5月（同治十三年四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呈请译书，开具章程六条”

，从此开始了同文馆有组织的翻译西书工作。

“其初总教习、教习等自译，近来学生颇可襄助，间有能自行翻译者。”

不仅洋教习从事译书者进一步增加，也有一些同文馆的学生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译书工作，如汪凤藻、凤仪、联芳、庆常、杨枢、长秀、承霖、王钟祥、席淦、贵荣、熙璋、左庚、文祜、德贞等。

在同文馆师生的共同努力之下，迅速翻译出版了一批颇有价值的西学著作。

到1888年之前，师生辑译书籍共计已有26种，包括：法学著作，如《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公法会通》《法国律例》《新嘉坡刑律》;经济学著作，如《富国策》;历史学著作，如《俄国历史》《各国史略》;物理学著作，如《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电理测微》;化学著作，如《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算学著作，如《算学课艺》;天文学著作，如《星学发轫》;医学著作，如《全体通考》;外交学著作，如《星轺指掌》;外语著作，如《英文举隅》《汉法字汇》;历法著作，如中西合历等各个方面。

这些所译西书对同文馆的教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它们大多被用作教材，有的课程就直接以所译西书的名称命名的，如“万国公法”

、“各国史略”

、“富国策”

等。

第二个从事翻译西书工作的机构是上海机器制造局所设的翻译馆。

1867年，在上海广方言馆任教的徐寿向江南制造局会办沈宝靖、冯焌光建议：“设一便考西学之法，至能中西艺术共相颉颃。”

他认为：“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见识，并可刊印传播，以便国人尽知。”

此建议经两江总督曾国藩同意后，从1867年下半年开始由在上海的英国人伟烈亚力、美国人傅兰雅、玛高温和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委员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合作试译；前3位为口译，后3位为笔述。

到1868年上半年，译出西书4种，即《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并随即送交曾国藩审阅。

曾国藩阅后，大加赞赏，便奏请清廷设立翻译馆。

其奏折说：“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

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

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

……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申其说，另勒成书。

此择地迁厂及添建翻译馆之情形也。

"1868年6月，翻译馆正式开馆。

1869年10月，上海广方言馆迁入翻译馆后，有些教习和学生也投入了翻译西书的行列，使翻译馆的翻译西书工作进入**阶段，并且取得了比同文馆大得多的成绩。

1871年，翻译馆开始正式出版所译西书，计14种41册。

此后历年出版西书的数量为：1872年11种，1873年9种，1874年12种，1875年6种，1876年9种，1877年12种，1878年2种，1879年14种。

到1880年共计出版98种235册，尚有译成未刊之书45种124册。

到1899年所出版的书已增至126种，1909年又增至160种。

其种类结构为：兵学21种，工艺18种，兵制12种，医学11种，矿学10种，农学9种，化学8种，算学7种，交涉7种，图学7种，船政6种，史志6种，工程4种，电学4种，商学3种，格致3种，地学3种，政治3种，天学2种，学务2种，声学1种，光学1种，补遗2种，附刻10种。

如果以大学科分类，以工程技术类和军事类为多，这与洋务运动以工矿业和军队建设为主的状况是相一致的。

参与翻译馆西书翻译工作的人员比同文馆多得多。

西方主要人士有英国人傅兰雅（译书77种）、美国人金楷理（译书15种）、美国人林乐知（译书8种）、美国人卫理（译书7种）、英国人秀耀春（译书5种）、英国人罗亨利（译书3种）、美国人玛高温（译书2种）、英国人伟烈亚力（译书2种）。

中国主要人士有舒高第（译书19种）、赵元益（译书17种）、徐寿（译书16种）、郑昌棪（译书16种）、汪振声（译书12种）、李凤苞（译书12种）、华蘅芳（译书11种）、徐建寅（译书10种）、钟天纬（译书6种）、王汝（马冉）（译书6种）、贾步纬（译书6种）、瞿昂来（译书5种），此外还有35人，各译书1-3种。

这一时期的翻译西书，既开了中国自己组织翻译西书的先河，将西学各主要学科的基本知识引入中国，为培养中国第一代工程技术人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锻炼和培养了第一批中国自己的翻译人员，为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翻译西书的大规模展开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