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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外资企业发展和买办队伍扩大（第2页）

就洋行的地域分布而言，则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各洋行分支机构的推广而不断扩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1894年，实开通商口岸已从5个增加到25个，新增者有潮州（汕头）、天津、牛庄（营口）、镇江、汉口、九江、登州（烟台）、淡水、台湾（打狗、台南）（以上1860-1863年开设）、琼州、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以上1876-1877年开设）、拱北、九龙、龙州、蒙自（以上1887、1889年开设）、重庆（1891年开设）、亚东（1894年开设）。

据现有资料记载，这些新开通商口岸中，除琼州、宜昌、温州、北海、龙州、蒙自、亚东在1894年之前尚未有洋行外，其他13个口岸已有多少不等的洋行出现。

同时，各洋行的分支机构的地域分布也渐趋扩大，纷纷进入这些新开口岸，这从上面列举的几家新增大洋行的分支机构的分布状况已可见之。

在这些新开口岸中，尤以天津和汉口的洋行为多。

在天津，1866年时有洋行15家，1879年增至26家，到1890年时已增至47家。

在汉口，到1892年时有洋行45家。

不过，天津和汉口的洋行多数是总部在上海、香港、广州的大洋行的分号，几乎所有著名的大洋行都在这两个城市设立了分号。

三是洋行的业务种类结构变化。

1865年之前，各洋行的主要业务，进口几乎都是鸦片和棉制品，出口几乎都是茶叶和生丝。

1865年以后，除了继续经营原有的进出口商品外，其他商品大量增加，出现了一些专门进口钟表、珠宝和五金机械的洋行，更多的洋行则扩大了进出口品种，业务种类渐趋多样化。

在经营钟表、珠宝进口方面的专业性洋行主要有：1864年在上海设立的德商亨达利洋行是一家钟表首饰行，经营钟表的进口销售和修造，也兼营百货，并随即在天津和汉口开设分号。

1867年在香港开办的英商霍近拿钟表行（Falp;Co.，G.）经销一般钟表、精密计时表、天文钟、珠宝首饰及相关制作和修理业务。

1883年在上海开设的法商大昌洋行（GaillardJ.），经营范围包括钟表、酒类、百货及进出口贸易，并将分行推广到天津、北京、汉口、福州、烟台、旅顺。

1891年以前来华开业的法商乌利文洋行（Ullmann&Co.）先后在香港、上海、北京、天津、汉口设立分号，主要进口和经销瑞士和法国的钟表、珠宝首饰、水晶、水晶器皿、大理石钟、刻花玻璃、银器、电镀器皿、光学制品、香料、香水等商品。

1886年在上海开设的德商双龙洋行（Agthe&Ismer）专营钟表、眼镜、首饰的进口和销售。

瑞士商人于1870年在上海开设的永昌洋行（Hirsbrunner&Co.）经营钟表、珠宝首饰、雪茄、酒类、眼镜、光学制品、打字机、航海仪器的进口和销售业务。

在经营五金机械进口方面的专业性洋行以德国洋行为突出。

德国洋行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瑞记洋行和鲁麟洋行之外，还有礼和洋行（p;Co.）。

这是一家著名的德国大洋行，虽于1845年在广州发端，正式成立于1855年，1866年设香港分号，但它的迅速发展是在1877年上海分号成立以后。

1886年天津分行设立，它乘清政府兴办洋务之机大做军工生意，“曾供应数省地方政府以铸币机件作铸钱之用，还供应面粉厂、火药厂、子弹厂、枪炮厂等的机器设备”

，“还供应速射炮和军火、铁路材料、钢轨、机车、客车、货车等等。

同时，该行从天津输出的羊毛、草帽缏、猪鬃等”

。

1891年又在汉口开设分行，“也有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买卖，并供应火药厂、钢铁厂的器材，及附近萍乡煤矿的采矿用的机器设备、炼焦炉等等”

；从汉口输出的则有“植物油脂、五倍子、斑猫、棉花，特别是畜产品，如鹅毛、鸭毛、猪鬃、蛋白、蛋黄及水牛皮”

。

到1908年时，“在各地分行总雇有欧籍职员250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共1000人”

。

这一时期的洋行，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商号来说，已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商贸企业。

特别是那些大型的洋行，以兼营或参股的方式，逐渐形成为集采购、销售、运输、仓储、金融、投资、保险、出口加工于一体的商贸集团；有的凭借与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商贸关系而拥有广泛的外贸渠道。

这不仅使中国的传统商号难以与之竞争，在外贸上更不得不依赖于洋行，而且逐渐引起中国传统商业的仿效。

二　外资交通和工矿企业的发展

随着西方列强对华贸易的扩展，从适应贸易扩展的交通运输和商品加工需要出发，他们在华投资开办资本主义性质的交通、工矿企业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势头。

轮船航运业是西方列强为扩大对华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而在这一时期兴起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