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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私人资本工商业的变异和创新（第4页）

因此，他们实质上已成为中国最早的资本家。

第四，外资在华开设新式企业，为封建社会的中国注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以其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方式和高额的效益、优质的产品，逐渐引起中国人的注意乃至直接仿效，使创办资本主义企业的风气逐步打开。

早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干将盛宣怀就指出：“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必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

，自办轮船公司。

后来成为民族资本面粉和纺织大王的荣德生在1900年自述道：“余自十九岁至粤，至本年滞港，来来往往，曾见兴新业而占大利者已不少，如太古糖厂，业广地产，火柴，制罐食品，电灯，自来水，矿业等等，颇欣慕。”

外资企业的出现也使封建主义的坚冰开始裂缝，民族资本企业得以援例而设。

正如李鸿章在筹设轮船招商局时所说：“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

“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

西方列强凭借武力获取的种种特权，并通过利用中国的人力和财力对中国开拓贸易和设立企业的过程，既使中国经济被日益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潮流之中，并逐渐引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产生，又达到了它们对华经济侵略的目的，甚至开始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后者是它们的主观动机所在，前者是它们带来的客观结果，两者将对这一时期以及以后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产生既传动又抑制的双重影响。

二　商办新式工业企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在对外贸易和外资企业的影响下，商办企业陆续出现。

这时期的中国商办新式工业企业与洋务企业一样，最早出现于1865年前后，又受外贸和外资的影响较多地集中在外贸服务工业、出口加工工业、进口替代工业三个行业领域，到1884年时已在下述行业中产生了新式企业。

作为外贸服务工业的主要是船舶修造企业和轮船航运企业。

在1865年之前，广州和上海都已有少数以手工生产为主的作坊型的船舶修理企业，1865年之后，特别是1870年之后，则有较为明显的发展，尤以上海为突出。

在1866-1891年间，上海大约先后出现过27家能够修理轮船的中小型机器厂。

这些工厂大多是在为外资船舶修造厂服务的锻铁、造船手工业作坊的基础上积累起一定数量的资本，添置一二台简单车床而逐渐发展为有一定机器设备的资本主义性企业；其资本薄弱，数额小者为100元，大者为500元，生产设备也比较简陋。

其中稍具规模的主要有两家：一是1865年前后成立的均昌修船厂，其创办人梁凤西、李松云均系买办出身。

19世纪80年代前期，该厂资本已增至4.7万两，造成小轮船6艘，吨位虽较小，技术则较先进，航行时速一般都在13海里左右，高于外资船厂所造轮船的时速。

在造船过程中，工程师由曾在江南制造局学习过技术的广东香山人许启邦担任，其他一切设计、绘图、监造的工作亦均由中国人担任；但到1884年，因原创办人股票投机失败而破产，改组为发昌船厂，继续从事轮船修造业务。

二是1874年成立的附属于轮船招商局的同茂铁厂，它在初创时只能做零星的轮船修理，两年后就扩充为运用汽机的中型修船厂，能自制汽船的锅炉、引擎等。

作为出口加工工业的有缫丝和榨油两类企业，尤以缫丝企业为主。

在这一时期中，华商创办的机器缫丝企业集中在广东和上海地区。

在广东地区，第一个产生的机器缫丝企业是继昌隆缫丝厂。

它是华侨商人陈启源鉴于世界生丝市场的厂丝（即机器所缫之丝）热销行情和广州土丝出口衰落的状况，于1873年在南海县创办的。

它在创办之初只有资本7000两、缫丝釜位数十个，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最多时达到800釜位、700名工人。

在生产技术上，初期采用脚踏法国式缫丝车，后来改用蒸汽动力，生产效率比传统的旧方法提高5-9倍，而且所缫之丝粗细均匀，色泽洁净，弹性较大，售价也高13，获利颇丰。

此后，“三四年间，南（海）顺（德）两邑相继起者多至百数十家”

。

到1894年，广东的机器缫丝厂已发展到88家。

如果包括规模和机械化程度较低的缫丝工场在内，广东则有二三百家之多，已成为出口生丝的重要生产基地。

在上海地区，机器缫丝业也从1882年开始发展起来。

第一个出现的是公和永丝厂，由上海丝业公所主持人之一的浙江丝商、公和洋行买办黄佐卿（宗宪）创办，有资本10万两，设置法国造缫车200部；到1892年时，发展成为拥有资本30万两、缫车380部、职工1000名的大型缫丝企业。

1890年后，上海的华商机器缫丝厂有所发展，到1894年时机器缫丝厂共有8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