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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英国制造云南边疆危机与烟台条约的订立（第4页）

免厘。

每当清政府对英国的要求提出异议时，威妥玛便故伎重演，以将岑毓英等官员提京重审滇案及他本人将离京去沪相要挟。

清政府不愿谈判破裂，便请赫德出面调停。

在赫德的游说下，清政府又允许增开北海、温州为口岸，威妥玛方答应留京继续谈判，同意总理衙门邀请各国公使一起讨论厘金问题。

同时，他又要求慈禧太后召见，亲自就滇案向他表示歉意，或由部院大臣赴英使馆宣布致歉的上谕，实际上是重提优待公使的问题。

这一要求被总理衙门拒绝。

威妥玛对清政府仅一步步退让而不全部满足其要求的态度十分不耐，便于6月15日离京赴沪，以示决绝，致使双方谈判中止，同时又通过赫德向清政府不断施加压力。

7月17日，赫德致书李鸿章，一面以英国将出兵干涉谈判相威胁，一面提出由李鸿章“奉全权便宜行事之谕旨”

，在烟台与威妥玛重开谈判，并称“此系尽头一著，若不照此议，实无别项和睦办法”

。

清政府惧怕谈判绝裂而导致英国付诸武力，于7月28日明令李鸿章赴烟台与威妥玛重开谈判。

三　烟台条约订立

1876年8月21日，中英烟台谈判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英国飞游舰队已驻扎在与烟台邻近的大连。

26日，英国海军司令赖德和蓝伯又乘兵舰来到烟台，显示其以炮舰配合谈判的一贯策略。

这次谈判也引起列强各国的关注，俄、美、法、德、奥匈及西班牙等国公使也以避暑为名，云集烟台。

对于英国来说，必须迫使清政府在承认威妥玛八条要求的基础上尽早了结。

一方面当时因巴尔干危机，英国在近东地区的权益正面临俄国的挑战，英国政府已训令威妥玛从速解决滇案；另一方面威妥玛也感到谈判若久拖不决，可能导致列强各国的干预而产生不利于英国的后果。

谈判一开始，威妥玛仍将议题归结为滇案本身、优待公使和通商税务三个方面，并从坚持要求将岑毓英等人提京重审入手，以迫使李鸿章让步就范。

李鸿章事先已接到朝廷严令，不得接受将岑提京的条件，因而予以拒绝。

威妥玛明知清政府不可能同意这一要求，之所以还要反复提出，因为在他看来，“这项要求具有这样的便利，即当众承认按中国法律要求，查究一个大吏对属员犯罪所负责任，并揭发其谎报欺君的行为，是绝对公正的，我们就可以使中国政府付出高价来换取这项要求的撤回”

。

8月29日第二次谈判时威妥玛不仅仍然坚持提岑重审，并继续将滇案的根源归结于清政府的排外心理，扬言：“若要改变，除非照咸丰十年办法，英兵打到京城，那时或可改心。

此案若问真正罪人，不是野番，不是李珍国，不是岑抚台，只是中国军机处。”

当李鸿章问威妥玛究竟如何了结滇案时，他则表示若李的提议与他的意思完全相合，则可代表本国政府宣告结案；若与他的意思不合，便只有报告本国政府听候决定。

言下之意，是要李鸿章主动答应其全部要求，否则便将中止谈判。

8月31日，双方继续会谈，李鸿章问威妥玛何时提出具体条款时说：“中国办事光景，你也略知，论理八条，已觉过分，你今要添，我亦不能禁止，但必须中国所能答应及我力量所能办到之事，始可商酌。”

威妥玛则称过几天即可提出具体条款，又威胁地声称：“但此番所要各条，滇案、优待、通商三事均当包括在内，中堂必须全然答应，此案即可算为完结，不必再说提京一层。

若中堂说不能商办，或看得有可商办的有不可商办的，不妨逐条说明，毋庸再议。

我即由电线奏报本国请旨定夺，中堂亦可奏明回津。”

再次表现出不全部满足其要求便无商议余地的蛮横态度。

9月4日，威妥玛向李鸿章口述了他的全面要求，次日又将汉文书面条款送交李鸿章，条款中除原有的三方面内容外，又强行增加进入西藏等地“探访路程”

的专条。

有关滇案和优待公使的问题，双方稍经讨论便达成协议。

而在“口界”

免厘及增开口岸方面，则分歧太大。

威妥玛原提出在各口岸“离口百里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