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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英国制造云南边疆危机与烟台条约的订立（第3页）

6月9日，威妥玛会见了柏郎，根据提供的材料，编造了关于滇案的详细报告，但找不到证据将滇案与清朝官方联系起来。

同一天，京报刊出令湖广总督李瀚章前往云南查办的上谕，威妥玛立即派使馆参赞格维讷去武昌见李瀚章。

据格维讷的报告，李瀚章自称此行只负责查办马嘉理案，而不负责调查柏郎被阻一事。

威妥玛即以此为借口，指责清政府没有彻底解决滇案的诚意。

7月底，他一面派中文秘书梅辉立赴京向总理衙门质问李瀚章赴滇的使命，一面亲赴天津找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交涉。

8月3日，威妥玛见到李鸿章，指责清政府办理拖延，竟然扬言：“中国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

随后向李鸿章提出了七项要求：（1）优待驻京公使。

（2）朝廷谕令通商口岸及内地各处一律遵守条约。

（3）总理衙门应保证派员护送格维讷安全到达云南蛮允（芒允）；如其赴仰光，则须护送到八莫交界处。

（4）将来印度另派员前往云南时，亦照样护送。

（5）立即奏请朝廷，降旨责问岑毓英为何案发半年之久尚无详情奏报；奏折和上谕应由京报刊出，如述及“英国”

二字必须抬写。

（6）清廷派钦差大臣赴英致歉，此使臣赴英途中经过印度，当与印度当局商议滇缅通商办法。

（7）派使臣赴英的上谕必须在京报刊出。

在与李鸿章的谈判中，威妥玛一再以绝交和武力相威胁，坚持要全部满足其提出的条件。

李鸿章认为既然“立意不愿开衅”

，便建议总理衙门“酌允给一二事，俾威使得有转场，再劝其进京随事妥议”

。

于是清政府再一次妥协，同意护送维格讷等去云南，派兵部侍郎郭嵩焘为赴英使臣，允许责问岑毓英，但不公开发布谕旨，谕令李瀚章赴云南将柏郎被阻之事一并查实奏报；其余优待公使及通商等事宜，则留待威妥玛回京后再行商议。

8月30日，威妥玛前往烟台与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赖德商议，决定：如清政府拒绝英国所有要求，即断绝外交关系并采取军事行动。

9月7日，准备返回北京的威妥玛又向李鸿章威胁说：“我进京后，设有别国使臣出为调停，我不能准，惟照我的主意行事。”

威妥玛表示了一意孤行的态度。

同一天，清廷加派总理衙门大臣薛焕赴云南帮同查办滇案。

威妥玛回到北京后，继续与总理衙门进行谈判。

9月22日，他就优待公使、各口通商和云南边境贸易这三个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1）关于优待公使问题，包括驻京公使随时觐见皇帝、近族王公与外使往来、禁地准许外使游历以及各部院大臣与外使往来等四条要求，企图用西方的准则来指导清政府与外使的关系，以便英国更容易对清政府施加影响。

总理衙门拒绝了前三条，仅同意了第四条。

（2）关于各口通商问题，包括税单对于中外商人应一律有效；整顿厘税，租界内先禁抽厘；沿海、沿江、沿湖各地添设口岸；鸦片税收，各口划一章程，统由海关征收等四条。

（3）关于云南边界贸易问题，则要求清政府饬令云南当局与印度或英使所派官员商订贸易章程。

在这些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威妥玛又节外生枝，要求清廷明降谕旨，令各省保护持护照游历的外国人。

10月上旬，清政府对威妥玛作了妥协，重申了保护外人的命令，并同意责成总税务司赫德提出改进中英贸易的报告后再行商议，中英双方派员会勘云南边界贸易情形。

英国政府以威妥玛威迫清政府退让有功，特于11月授予其爵士勋位。

中英间的谈判实际上包括滇案本身、优待公使及商务税厘三个方面内容。

滇案本身，清政府必须等待李瀚章、薛焕查办结论奏报朝廷后才能决定处理方案；公使往来一事，虽然部院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于是年旧历新年之际与外国公使互致祝贺，但关系没有进一步发展；商务税厘问题，赫德于1876年1月23日提出报告，因内容涉及通商、司法、行政诸多关系，清政府必须通盘考虑才能作出最后决定。

而威妥玛则认为必须进一步施加压力，才能迫使清政府尽快满足英国的要求。

1875年底及次年初，他一再要求本国政府向中国增派军事力量。

2月初，英国政府派海军上将蓝伯率领军舰4艘由印度开往中国，以作为威妥玛谈判的武力后盾。

清政府感到这八项要求对中国损失太大，不能全部答应，只原则上同意有关滇案各条；有关通商的要求，最初只同意增开宜昌一口，不同意在大理、重庆派驻领事及“口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