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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阿古柏与俄国入侵中国西部边疆及清政府收复新疆（第7页）

清政府则明确声明中国保留以《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为根据的权利。

此后，有关帕米尔划界的谈判一直未再进行，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承认过俄国对萨雷阔勒岭以西大片领土的占领。

1895年3月11日，俄、英两国趁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之机，达成瓜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帕米尔领土的协议，划分了各自势力范围的分界线。

对此，清政府提出抗议，严正指出：“英俄不顾中国允认与否，遽行定界，迹行强占。”

并电告驻俄公使许景澄“此后日必重申前说”

，明确表示了中国政府不承认俄、英瓜分帕米尔协议的立场。

四　新疆建省

伊犁收回之后，新疆建立行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便更加凸显出来。

清政府于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设立伊犁将军，作为新疆的地方军事长官，管理军政。

民政事务仍由各地民族头目自理。

在蒙古部和哈密、吐鲁番等地保存札萨克制，设王公管理；在南疆的维吾尔族地区实行伯克制；在汉、回族聚居的东部地区则推行州、县制，设镇迪道，虽由乌鲁木齐都统兼管，但隶属甘肃省。

这种以军府制为主体的多元制的行政建制，职能偏重于军事和戍边，各地王公、伯克自行其是，政令难以统一，削弱了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当外来势力入侵之时，就易出现分裂割据的严重局势。

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最早提出了新疆置州县、设行省的主张。

魏源在《圣武记》中也提出过新疆应“追天顺时，列亭障，置郡县”

的问题。

正是在龚、魏的影响下，左宗棠自1875年督办新疆军务后，即十分关注新疆建省的问题。

1877年在讨伐阿古柏，收复南疆之际，他首次向朝廷正式提出在新疆“设行省、改郡县”

，以“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

。

1878年初，清军收复阿古柏侵占的新疆全部领土后，左宗棠进一步筹划建省的各项事宜。

11月，他再次上奏朝廷，陈述新疆的形势和建省的重要意义，指出收复新疆之后，安集流亡，民户激增，百废肇兴，已有端绪，故“南北开设行省，天时人事，均有可乘之机”

；原有的军府制，特别是伯克制弊害丛生，唯有设县建省，民有可治之官，“则纲目具而事易举，头目人等之权杀，官司之令行，民之情易知，政事之修废易见，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

。

清廷虽然表示赞同左宗棠的建议，但以伊犁尚未收回，“一切建置尚难遽定”

，乃谕令左宗棠“悉心筹画，次第兴办”

，“俟诸事办有眉目，然后设官分职，改设郡县，自可收一劳永逸之效”

。

1880年5月，左宗棠进一步提出新疆建省的具体方案：总督驻乌鲁木齐，巡抚驻阿克苏，伊犁将军驻伊犁，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以下再设伊犁、镇迪、吐鲁番、阿克苏、喀什噶尔等5道，迪化、温宿、库车、疏勒、莎车等15府，镇西、广安、焉耆、于田、尉头、依耐等6州，以及迪化等21县。

全省设总督、巡抚、知府、同知、知县和将军、都统、兵备道等军政官员。

“从此边地腹地，纲举目张”

，“治外则军府立，而安攘有藉，疆圉奠焉；治内则吏事修，而政教相承，民行兴焉。

上无鄙夷其民之心，下有比户可封之俗。

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

清政府仍以伊犁尚未收复，将左宗棠新疆设省之议搁置下来。

此后，左宗棠虽然调任两江总督，但仍然关心着新疆的建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