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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重建海军（第3页）

等战舰上配置克虏伯快炮18门及新式后膛炮3门，共需银61万余两。

但李鸿章也以“目下海军衙门、户部同一支绌，若添此购炮巨款，诚恐筹拨为难”

为由，奏请“先购镇定二船快炮十二尊，俟有赢余陆续购置”

，但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尚未得购置。

由于经费短缺，南洋等其他海军的建设也受到巨大的影响。

在中法战争后的10年间，南洋海军虽也耗费了约650万两经费，但除了只在1894年初以40万两订造德国4艘鱼雷艇之外，只是维持了一支仅有6艘旧式巡洋舰和6艘落后炮舰，总排水量只有16173吨的弱小舰队。

福建和广东的海军也由于缺乏经费而无力扩建。

到1894年时，福建海军只有船舰7艘，总排水量仅为5236吨；广东海军虽经过张之洞的努力，也只是新置炮舰12艘，总排水量6380吨。

尽管有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太后修建游乐工程之事，但是中法战争后10年中实际所用的海军经费，就其数量而言应该说还是不少的。

就全国的海军经费来说，合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地海军而计，在这10年中共花经费4158万两，年均415.8万两，比前期1860-1884年间25年所费海军经费3848.8万两、年均153.95万两，总数虽只多出309.2万两，增加8.03%，但年均经费则多出261.85万两，增加170.09%，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额。

如果与日本的海军经费相比，中国的海军经费也是不少的。

在1875-1894年的20年间，中国为10709万元（即6954万两），日本为9700万元，中国多于日本1009万元，合比例10.40%;其中1875-1884年的10年间，中国为4305.8万元，日本为3030万元，中国多于日本1275.8万元，比例为41.97%;1885-1894年的10年间，中国为6397.5万元，日本为6670万元，中国少于日本267万元，但日本经费中包含450万元用于制钢所的经费，如扣除之，则中国还多于日本183万元，比例为2.74%。

中国在海军建设经费投入略多于日本的条件下，海军装备与日本相比却从前期的略占优势而转变为后期的明显劣势，其原因显然是经费使用的问题。

在1885-1894年的4158万两经费中，北洋海军所支用的经费为2321.5万两，占55.83%。

北洋在使用这一大笔经费中，用于购置舰船的费用只有280.1万两，只占其经费12.07%;用于养船的费用多达1121.5万两，占其经费的比重高达48.31%。

该两项费用合计占经费的比重为60.38%。

而在此前的1875-1884年中，购置舰船的费用为444.4万两，占其经费1299.9万两的34.19%;用于养船的费用则只有258.1万两，占其经费的19.86%。

该两项费用合计占经费的比重为54.05%。

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中，北洋海军所以很少购置新舰船，主要是养船经费支出大量增加所致。

这虽然是一个客观原因，因为北洋的舰船绝大多数是在其成军之前购置的，其养船费用必然是越来越多，但也与李鸿章的决策和思想观念有关，他没有对旧有舰船进行必要的更新。

详见表6-1所示：

表6-11875-1894年北洋海军军费支出表（单位：千两）

说明：本表根据樊百川著《清季的洋务新政》第2卷第1227-1228页的有关数据计算。

其中原资料1889年的合计数1814千两，1885-1894年的小计合计数23177千两，1875-1894年的总计合计数36314千两，均统计有误，应各为1854千两、23215千两、36214千两。

上表已更正。

此外，也有李鸿章进取心不够强的原因。

1891年，李鸿章在检阅北洋海军之后颇为自信地上奏说：“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因此，当朝廷下旨停购舰船两年时，他虽有意见，但还是立即同意“所有应购大宗船械，自宜照议暂停”

。

由上可见，对北洋海军在成军之后的每况愈下，李鸿章是有相当责任的。

到1894年8月1日，日本发动朝鲜战争，甲午战争即将爆发，尽管李鸿章为修建三海和颐和园工程立下汗马功劳，但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指责李鸿章说：“自光绪十年越南用兵之后，创办海军，已及十载。

所有购船、置械、选将、练兵诸事，均李鸿章一手经理。

乃日人自上次朝鲜变乱，经我军戡定，该军志挫而归，从此蓄谋报复，加意练兵，此次突犯朝鲜，一切兵备居然可恃。

而我之海军，船械不足，训练无实。

李鸿章未能远虑及此，预为防范，疏慢之咎，实所难辞。”

与其在此时指责李鸿章的失职，不如在当初采纳黄体芳的谏言，不派李鸿章会办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