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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洋务工业的新进展（第5页）

1894年，每股所得竟高达176两。

督办金矿的袁大化，在1894年和1895年每年分得花红银3.6万两。

漠河金矿开办之后，不仅取得了较好的效益，而且具有直接的挽利源、实边防、裕军费的作用。

其创办之目的有三。

一是为了杜绝俄人私自越境偷采金矿，保护国家利源。

漠河金矿位于黑龙江右岸，与额尔古纳河相近，对岸即为俄国境内。

先前，俄人招集中、俄流民四五千人盗挖金矿，既损中国利权，又扰中国边境。

对此，前任黑龙江将军文绪曾向清廷奏呈其事，并提出过因应之策；总理衙门曾照会俄国官方勒令各矿收回封闭，以清国界；曾纪泽在出使英俄时，亦曾饬请总理衙门照会俄国公使禁止盗采金矿；到刘瑞芬出使俄国时，又重申此议，并上奏清廷指出：该矿中国“若不及早筹办，久必为人占据，贻患无穷”

。

到恭镗和李鸿章奏请开办该矿时，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一问题，指出：“开矿之举，实关边要利害，与内地矿务专言利者不同”

，此举“重在防边，兼筹利国”

。

二是为了开发边境，充实边防力量，防止俄国乘机入侵。

由于漠河地区金矿丰富，俄国人大量入境私采金矿，使黑龙江边境形同虚设，大有导致俄人入侵之虞。

若开办漠河金矿，就能起到抑制俄人入侵的作用。

李鸿章指出：“从来疆场之间，常以虚实为强弱。

俄自嘉庆季年创开金矿，逐渐缔造，至道光、咸丰之际，尼布楚遂为雄城，已有骎骎东逼之势。

其时中原多故，未暇兼营，遂致以彼之实，乘我之虚，侵我边陲，如涉庭户。

……若金矿一开，人皆趋利，商贾骈集，屯牧并兴，可与黑龙江北岸俄城声势对抗，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植百年根本之谋。

且因此自行轮船，则江面不令独占；开通山路，则军府不致远悬。

此皆防患未萌而不容稍缓者也。”

后来，李鸿章在其为漠河金矿请奖的奏折中，又强调了这一实际作用，认为已形成了“与黑龙江北岸俄城隐然对抗”

之势。

三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军饷供给之困难。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它的利润分配办法中。

创办之初，章程即规定以利润的30%报效黑龙江将军衙门。

总理衙门还另加规定：“将来金砂果旺，规模日益扩充，应如何开拓变通，以裕饷源之处，届时察看情形，再行酌办。”

果然，到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以“出金甚旺”

为由，提出：“当此库款奇绌，应令设法多提，借济饷需”

，强行把漠河金厂的军饷报效比重提高到十二分之五。

此后，又以摊派赈款名义加重勒索，使漠河金矿在1892-1895年的4年中，军饷和赈需报效高达82万余两，内中包括：“报效黑龙江军饷银53万余两，北洋军饷银10万两，又奏明提充江省赈需银八万九千余两，北洋赈需银六万七千余两，又追缴袁大化二十一年（1895年）花红归入江省充公银三万六千两。

"1896年，袁大化被参，查办大臣吉林将军延茂与新任督办湖南候补知府周冕，以为历届余利分成“商人利息过优，提饷之数太少，奏改新章，不计局用，漠河金沙以六成报效军饷，观音山金沙以八成报效军饷。”

并随即将1895年“所获余利概行提充军饷；嗣黑龙江将军，又以历年积存粮货杂项余银22万余两，分拨直隶、黑龙江两省助赈。

于是，厂存各款悉数归公，股利从此大减。”

由于竭泽而渔的强行勒索，加之周冕管理失当，矿务自此渐衰，1896年产金大降至2.7万余两；1897年产金量虽有所上升，亦只有3.4万余两。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办与其他洋务企业有所不同，它不是由洋务派官员直接动议发起，而是由绅商倡议发起，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只是支持、促成和保护了该局的创建。

该局的创办，最早由一姓彭的湖北候补道台向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提出，其方案是：“在上海建立一个纺织局，拟使用最新式最优良的机器，拟订购布机480张”

；“请求督宪能为奏准成立一个公司，正式委派倡议者为总办、会办；纺织局所织的布匹，望能明确规定只纳和洋布进口同样的关税，运往内地免纳厘金，使两种布待遇相等，避免我重彼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