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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洋务工业的新进展（第6页）

，并制定了章程8条、节略24条。

李鸿章和沈葆桢随即给予批准。

该彭姓候补道员虽无明确的身份记载，但从其所拟条陈的内容来看，对棉布行情、上海商情、办厂方法颇为了解和内行，其所聘请的合作者中有兼为买办商人和绅士的郑观应，彭之身份为绅商应可确定。

后来李鸿章基本上按照彭氏所提出的建厂方案而实施，并于1882年按照彭氏的要求奏准清廷：“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

并指出：“查泰西通例，凡新创一业为本国所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干年限。

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

其应完税厘一节，该局甫经倡办，销路能否畅旺，尚难预计，自应酌轻成本，俾得踊跃试行，免被洋商排挤。

拟俟布匹织成后，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应照中西通例，免完税厘；如由上海径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

其中减免税厘的办法符合彭氏所提出的要求，只有给予10年专利一项是李鸿章所增加的。

湖北织布官局和湖北纺纱局是继上海机器织布局之后，由洋务派官员张之洞创办的两个大型棉纺织企业。

湖北织布官局原先由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于1888年末开始筹办。

张之洞鉴于李鸿章在1882年已为上海机器织布局奏准10年专利，便先致电协商：“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是否专指上海而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

且进口布多销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

粤供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

李鸿章随即复电赞同说：“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

获得李鸿章赞同以后，张之洞随即致电中国使英大臣刘瑞芬，请其调查布机行情，并根据所寄中国棉花性质选定布机种类。

随即决定：织机“照定千张”

，各种机型搭配，以全用中国棉花者“占六成”

，参用洋花者“占四成”

，具体的搭配数量为：织原色扣布机、斜纹布机、原色次等布机各200张，织原色上等布机、白色上等布机、白色次等布机、提花布机各100张，并相应照配各项纺纱机器，计有纱锭3万枚。

1889年9月奏准清廷，正式设局筹办。

11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织布局不为新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所接办，遂由张之洞迁往湖北继续筹办。

1893年湖北织布官局基本建成投产，有六七百张布机开机织布。

当年仅产棉纱一项，计2013担；1894年，产原色布70288匹、斜纹布5970匹、棉纱4413担；1895年，产原色布94690匹、斜纹布4255匹、棉纱7263担。

张之洞创办湖北织布官局的集资方法既不同于上海机器织布局主要靠招集商股，也不同于一般的洋务企业主要由主办官员奏请朝廷或当地官府拨款。

按照张之洞的最初计划，先由官方“筹款垫办”

，等到规模粗具后，再招集商股，即所谓“官为商倡”

。

但由于购机、建厂需款在百万两以上，“官本亦属难筹”

。

于是张之洞就根据广州商界的具体情况，采取向经营科举考试博彩业“闱姓”

商人派捐的办法，派定1889年40万两，作为“订购布机一千张及照配轧花纺纱各机器之本”

；又派定1890年56万两，“为将来建厂及常年经费之用”

。

后来“闱姓”

捐款中的第二笔56万两只收到16万两，且改作为两广股本，所得款项远远不足布局资本。

因此，张之洞只得另想办法：一是另行设法继续拨借广东的款项，将广东应还山西善后局存款20万两拨借作为布局常年经费。

二是拨用湖北各司局机构的留存款项，如拨借湖北省善后局库款20万两，提用湖北藩司善后局存当生息的公款10万两，又将湖北“积存质当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