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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洋务工业的新进展（第10页）

，“惟事关创始，择善而从，臣等亦不敢固执成见，津通铁路应即暂行缓办”

。

同时，对张之洞的筑路计划提出了诸多质疑和修正：对全路里程，由原议的2000里纠正为3000里；对路轨采用，由原议的取材于山西土铁，驳改为“购用外洋钢轨”

；对筑路工程，将原议的分四段筑路，改为从卢沟桥至正定和汉口至信阳“两路分投试办，逐节前进”

；对所需资金，由原议粗略估算的1600万两，重新估算为“约计亩价、轨费及造桥经费非3000万两不能竣工”

；对筹款办法，不赞同原议的“责成各省藩运两司关道以印票股单劝集”

，提出“当以商股、官帑、洋债三者并行”

。

最后强调：“今缓议津通而先办汉口、卢沟，两头并举，四达不悖，以为经营全局之计，循序渐进之基，庶几有益于国，无损于民，事出万全，决可毅然兴办。”

慈禧太后随即下旨：批准海军衙门所奏各节，“著派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一切应行事宜妥筹开办”

。

于是修筑卢汉铁路、暂停津通铁路的大计就此决定，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修筑铁路之争亦就此平息。

但是，上述筑路方针决定不久，情势又发生了变化。

1890年3月，正当卢汉铁路开始筹办之际，李鸿章乘俄国加速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图谋扩张侵华势力之机，以亟需加强东北防务为由，提出修筑山海关内外的关东铁路的建议。

其计划是：从滦州的林西镇向东北，“出山海关经锦州、广宁、新民厅至沈阳以至吉林，作为干线；然后由沈阳造枝路至牛庄、营口”

，共计2323里，需款约2050万两。

清廷随即予以批准，并决定“缓办卢汉铁路，先办关东铁路，自应将卢汉铁路拨款移作关东铁路之用”

，令“户部自本年起，将卢汉铁路每年拨银200万两移为关东铁路专款”

，使卢汉铁路受到釜底抽薪之遭遇，而李鸿章又掌握了修筑铁路的主导权。

在上述进行铁路之争的同时，李鸿章已经不顾顽固派的反对和朝命的反复，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力开始筑路工程。

1880年，以开平矿务局运煤所需，开始修筑唐山到胥各庄的轻便铁路，至1881年筑成，全长20里，筑路经费“统由开平矿务局承担”

。

这条铁路可以说是中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但是筑成之后并没有真正行驶火车，所配置的三个火车头被迫停止使用，而改用马拉。

中法战争后，修筑铁路事宜划归海军衙门管理，从此修筑铁路之事日益被提上清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从1886年起进入真正的发动状态。

首先是李鸿章将唐胥铁路延长至阎庄，全长达到65里，并集资25万两，成立“开平铁路公司”

，独立于矿务公司之外。

接着，李鸿章又于1887年将开平铁路公司改为“中国铁路公司”

，采官督商办体制，拟集资本100万两，但商股仅招得10.85万两，向天津海防支应局借拨16万两，最后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63.7万两，向德商华泰银行借款43.9万余两，合计134.45万两。

遂又将这条铁路延伸到芦台、北塘、大沽、天津，全长175里，于1888年10月建成。

由李鸿章奏准修筑的关东铁路从1892年开始施工，次年筑至山海关，1894年起向关外修筑，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已筑至中后所，关外长度计64公里。

此外，还有刘铭传在台湾修筑的一条铁路。

该路于1887年开始修筑，原议以基隆为起点、彰化为终点，拟招集商人资本100万两，采官督商办体制。

但是，至1888年商股仅招得30万两，且后续无望，遂收归官办，所招商股改充商务局购置轮船经费。

至1892年底，新任台湾巡抚邵友濂以工程浩大、经费困难而奏请停筑。

时筑至新竹，全长77公里，耗资129.6万两。

总之，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为止，全国所筑成的铁路仅有由唐胥铁路延伸而成的关东铁路和台湾铁路两条，总里程也只有447公里，对社会经济发展尚未发挥多少实际作用。

但是，由此初步统一了统治者的思想认识，规划了中国铁路建设的第一张蓝图，开启了修筑铁路的序幕，为接踵而至的甲午战争后铁路建设第一个**的出现作了多方面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