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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民族主义的萌发（第1页）

第二节　民族主义的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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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族自省的变局意识

19世纪后期，随着列强各国的对华侵略日益加深，促使国人不无感到中国面临数千年未遇之强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早在1848年，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已经朦胧地感到西力东渐已成大势所趋，首先发出了“此古今之一大变局”

呼声。

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感受到“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

。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使他更是痛愤至深，“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之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

。

他虽然因缺乏确切的世界地理知识而误以为中国是“地球上第一大国”

，但无疑表明这次战争给士人心灵上带来的震撼是十分强烈的。

他开始坦率地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比西洋国家落后：“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

虽然他承认西洋各国政治、文化有比中国优越之处，但并没有由此得出应在这些方面向西人学习的结论，而是认为这些都“无恃于夷者”

。

要改变这些“不如夷”

之处，则在于“道在反求”

、“振刷纪纲”

。

1864年避居香港的王韬亦指出：“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

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他主张因势利导，避害趋利，以西力东渐之变局为中国求强之机遇，“夫天下之为吾害者，何不可为吾利？毒蛇猛蝎，立能杀人，而医师以之去大风，攻剧疡。

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

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

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

19世纪70年代末，郑观应也强烈地感受到：“夫中国自开海禁，藩篱尽撤，尤属古今之变局，宇宙之危机也。”

主张摒弃华夏中心主义的观念。

他说：“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

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

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不可不幡然变计者也。”

“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

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

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

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

中国亦“广开海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