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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民族主义的萌发（第2页）

，与各国“立约通商”

，则“一变而为华夷联属之天下矣”

。

80年代随着边疆危机的严重和中法战争的爆发，士人的变局意识更为凸显。

1884年出使日本的黎庶昌说：“中西交涉为古今一大变端，所贵审度彼己，择善而从，庶不至扞格增患。

"1884年，曾经出使欧洲的郭嵩焘指出：“西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

不仅黎、郭这样出国使臣有强烈的感受，国内的士人也普遍具有了变局意识。

1886年，御史朱一新指出：“今日之时势，从古未有之变局。

"1888年，上海格致书院学生钱志澄尝言：“自道光季年，中外通商，帆樯所至，无苑弗届。

创千古未有之变局，辟千古未有之奇境。

"1890年，该书院学生孙廷璋称自开辟通商口岸后，“此亦千古来一大迁变之奇局也”

。

另一学生俞赞也认为：“今日之势，匪特前古历朝所未有，实开辟来未有之局。

合五大洲为一家，未可以寻常治天下之理治今日也。”

也在这一年，汤震同样感受到：“天将以全地球属圣清，而特变一开辟以后不知几十万年未有之奇局。”

上海格致书院另一位学生项藻馨于1891年也意识到中国与各国交往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说：“当今之世，地球尽开，已成大小相维之局。

我不交涉于人，人必交涉于我。

虽欲闭关自守，而其势有所不能。”

“此亦风俗世界之一大变也。”

据研究统计，从1844年至1898年，提出变局论的人不下80人。

从发表变局言论的年代来看，19世纪40年代为3人，60年代至80年代初为28人，1884至1898年则为49人。

其中有明确身份的68人（包括主持清朝国政的王公大臣3人，督抚大员8人，一般京官9人，中下层地方官13人，使领参随人员4人），早期维新思想家在内一般士人24人，另有商人1名，无科名者6人。

由此可见在士人中变局意识已经形成一股有影响的思潮。

二　民族觉醒的主权观念

中国民族主义在近代出现的新成分构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特色的重要观念即“主权”

（Snty）观念，至少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黄遵宪、郑观应等人都分别认识到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并成为这方面的思想先驱。

早期维新士人揭露列强攫夺中国主权的罪行，痛陈中国主权丧失的危害。

他们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领事裁判权（即治外法权）给中国造成的危害尤为关注。

王韬早在1864年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驭外之法，其大端有二：曰握利权，曰树国威”

的外交思想，并在光绪年间，创以“额外权利”

一词来指称外国人侵及中国主权的特权，即后来所谓的“治外法权”

。

他指出：“夫额外权利不行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其、日本与我中国”

，来华的外国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员等，“茍或有事，我国悉无权治之”

，因而呼吁收回列强在华的“额外权利”

，“我之所宜与西国争者，额外权利一款耳，盖国家之权系于是也，此后日仁人杰士之所宜用心也”

，“故通商内地则不争，而额外权利则必屡争而不一争，此所谓争其所当争也，公也，直也。”

这表明他已经有了较明确的主权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