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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民族主义的萌发（第3页）

薛福成同样意识到中国主权受损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他指出：中国与各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立约之初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者”

，系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治也”

，“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

。

黄遵宪则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治外法权”

的概念。

他在1887年编著完成的《日本国志》中指出：“泰西诸国，互相往来。

凡此国商民寓彼国者，悉归彼国地方官管辖。

其领事官不过约束之、照料之而已。

唯在亚细亚，理事得以己国法审断己民，西人谓之治外法权。

谓所治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权也。”

治外法权给中国带来极大危害，“至于今，而横恣之状，有不忍言者”

，“不公不平之事，积日愈多，则吾民之怨愤日深”

，“虽由教士之横，烟毒之深，亦未始非治外法权有以招之也。”

主张通过采用西国法律、修订中国法律的途径来逐步收回治外法权。

他指出：“今日之势，不能强彼以就我，先当移我以就彼。

举各国通行之律，译采其书，别设一词讼交涉之条。

凡彼以是施，我以是报，我采彼法以治吾民，彼虽横恣，何容置喙？而行之一二年，彼必嚣然以为不便，然后与之共商，略仿理藩院蒙古各盟案件，以圈禁罚赎代徙流笞杖，定一公例，彼此照办，或庶几有成乎！

若待吾国势既强，则仿泰西通行之例，援南京初立之约，悉使商民归地方官管辖，又不待言矣。”

自《南京条约》规定关税协定以后，中国的关税主权逐渐丧失，外国商品大量涌入。

早期维新士人十分关注关税自主的问题。

马建忠于1879年指出：列强发动侵华战争，“借势凭陵”

，强迫中国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致使“领事优于公使，税则轻于各国”

。

而中国关税主权丧失的危害尤大。

进口洋货所交海关和子口两税相加不过7.5%，而欧洲各国以英法两国关税最低，但仍然远远高于中国。

“则当时英法与中国立约，岂非欺我不知，以与我争利，且又续许各口运行土货，止纳半税，并无旗号、口岸各捐名目，是利源尽为所夺矣，数十年吸中国之膏血，官商贫富无不仰屋而嗟。”

中国须收回关税自主权，“盖通商足见邦交之谊，加税乃我固有之权”

，强调“振刷精神，力图补救，将从前税则痛加改订”

，减轻土货出口税，增加洋货进口税，“华商为我国之民，故轻其税赋，洋商夺我国之利，故重其科征”

，“每届各国修约之期，必加其税，不出十年，中国税则不亚欧洲各国，商民可富，饷源可充，中国转亏为盈，转弱为强之基，实在于此”

。

王韬也提出了关税自主的思想。

他说：“盖加税一款，乃我国家自主之权，或加或减，在我而已，英使固不得强与我争也。”

薛福成则指出：“西洋诸国，往往重税外来之货，而减免本国货税，以畅其销路。”

中国关税与各国相比，税额太低，“有轻之四五倍、七八倍者”

，而西洋各国关税则高达20%，甚至100%，平均也达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