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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民族主义的萌发（第4页）

主张中国提高关税，“均以值百取二十为断”

，以挽回利权。

出使美国的崔国因对关税主权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有十分真切的了解。

他目睹美国的富强，反观中国的贫弱，不由发出感叹：“税则为内政，自主之国应自主之，非他国所能干预也”

，“地球之上，凡强大之国，皆以商务脧削小国，如中国之所谓盘剥，故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尚幸有税则以调剂之。

如税则之权不自操，则茫无把握矣。

可畏哉！”

出身于洋行买办的郑观应对中国的海关主权丧失的危害，感受尤为深切。

1894年，他指出：“中国所征各国商货关税甚轻，各国所征中国货税务皆从重。”

提出实现关税自主及独立的关税壁垒政策：“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

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重轻，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

盖通行之公法使然也。

其或某国重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重收某国之税相抵制，某国轻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轻收某国某货之税以相酬报。

此为两国互立之法也。

即此而推，因时制变之机在是矣。”

主张中国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关管理权，使海关总税务司及各口海关税务司“皆渐易华人，照章办理，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

。

早期维新士人的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萌发，得益于他们在放眼世界、汲取西学的过程中逐渐有了新的国际知识；总理衙门组织翻译的《万国公法》对于国人主权观念的萌发起了重要作用。

《万国公法》原名“ElementsofIionalLaw”

，可直译为“国际法原理”

。

作者系美国著名法学家惠顿。

1863年，清政府因教案与法国交涉，请求美国公使蒲安臣推荐一部权威的国际法著作，蒲安臣即推荐惠顿的这部著作，并安排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与文祥等4位总理衙门大臣商议翻译，经半年时间译述定稿；次年，经总理衙门批准，由北京崇实印书馆印行300部，颁发各省督抚备用。

自《万国公法》刊行后，国人开始关注和采行西方的公法观念。

薛福成于1875年指出：“西人风气，最重条约，至于事关军国，尤当以《万国公法》一书为凭。

如有阻挠公事，违例干请者，地方官不妨据约驳斥。”

他针对地方官员因不谙外交、不明条约，与洋人交涉则“茫然不知所措，刚柔两失其宜”

，建议将《万国公法》及《通商条约》刊布各地方州县，“将来流传渐广，庶有志之士与办事之官幕书吏，咸得随时披览，一临事变，可以触类旁通，援引不穷矣”

。

1878年，马建忠在《巴黎复友人书》中介绍了公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他指出西方的近代外交上的“均势之说创于范斯法尼之会”

，强调中外交涉时“或援文起例，或考古证今，或假公法以求全”

，利用公法来维护国家的主权；同时又要认识到公法对待弱国的不公正性，强国往往“借口于公法以曲徇其私”

。

早期维新士人认识到，列强推行强权外交，以强凌弱，以大欺小，虽有《万国公法》，并不能制约列强的侵略行为。

1892年薛福成痛切地指出：列强各国蔑视公法，侵凌中国，欺侮华人。

“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