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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民族主义的萌发（第5页）

如各国商埠，独不许中国设领事官；而彼之领事在中国者，统辖商民，权与守土官埒。

洋人杀害华民，无一按律治罪者。

近者美国驱禁华民，几不齿中国于友邦。

此皆与公法大相剌谬者也。

公法外所受之害，中国无不受之。

盖西人明知我不能举公法以与之争，即欲与争，诸国皆漠视之，不肯发一公论也；则其悍然冒不韪以陵我者，虽违理伤谊，有所不恤矣。”

郑观应亦指明：“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能相统属者也”

，所以“各国之权利”

，“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侵夺”

。

然而，各国对外关系中是否遵循《万国公法》，取决于国家的强弱，强国往往违反公法以强凌弱，弱国则难以依恃公法维护本国的利益。

“公法一书久共遵守，乃仍有不可尽守者。

盖国之强弱相等，则借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

“由是观之，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

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

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格致书院学生王佐才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万国公法》不过是大国、强国借以侵凌小国、弱国的工具。

“我观泰西今日之局，小国援公法，未必能却强邻，大国借公法，转足以挟制小国，则所谓万国公法者，不过为大侵小、强凌弱借手之资而已。

岂真有公是公非之议论哉？”

早期维新士人由此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主权与国家的强弱密切相关，一国只有国力强盛才能最终维护本国主权。

马建忠指出：“故一国之权利所在，即与国之强弱攸关。”

薛福成鉴于日本吞并琉球，“渐且南侵台湾，北攻朝鲜，浸寻达于内地”

，终将为中国之患，也强烈地意识到要维护国家主权，唯有力求自强。

“自强之权在中国，即所以慑伏日本之权，亦在中国。

彼可购而得者，我亦可学而至。

而况中国之才力物力，十倍于日本者哉。

琉球蕞尔国，存亡绝续，原不足为中国轻重，然日本相侵之志，危矣迫矣，儳焉不可终日矣。

中国于自强之术，不宜仅托空言，不可阻于浮议。

诚能一日奋然有为，而决之以果，课之以实，固旋至而立有效者也。”

正是从这一认知出发，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要改变中国被侵略、被欺凌的弱势地位，便只有加快谋求国家强盛的进程。

三　民族自尊的文化认同

早期维新士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首先表现为宣传“西学中源说”

。

自清初以来士大夫中就流行西方历算学源出中国的说法。

道光以后，此说法曾经风靡一时。

早期维新士人将仿效西方富强之术称为“礼失而求诸野”

，借此证明学习西学、效法西方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认为：“中华扶舆灵秀，磅礴而郁积，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始，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

王韬主张中国变法“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