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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民族主义的萌发（第6页）

，“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

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

同时也指出：“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

所以“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

。

进入90年代以后，谈论西学中源的维新士人越来越多。

1890年，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同样认为中华之上古文明较之今日之西方文明“尤为神奇”

，而西方的近代文明不过是“取法于中华”

，“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观俯察，而西人渐效之；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

。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极力论证西方之算学、地理、测量、机器、格物、化学、重学、光学、气学、电学等等皆源于中国古代典籍，为中国“所固有者，而西人特踵而行之”

。

所以“谁谓中人巧思独逊西人哉？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尚鳃鳃焉谓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乃必归美于西人，西人能读中国书者不将揶揄之乎？”

汤震也认为“大抵西人政教，大半本之周官”

。

陈炽更是极力宣传西学中源说的典型代表人物。

他在《〈盛世危言〉序》中说：

轮舟以行水也，铁路以行陆也，电报以速邮传，火器以抗威棱，而后风发雾萃，七万里如户庭在。

中国乃闭关绝市而不能，习故安常而不可。

是故矿产、化学，草人之职也；机轮、制造，考工之书也；几何、天算，太史之官也；方药、刀圭，灵台之掌也。

倚商立国，《洪范》八政之遗也；借民为兵，《管子》连乡之制也。

议员得庶人在官之意，而民隐悉闻；书院有书升论秀之风，而人才辈出。

罪人罚锾，实始《吕刑》;公法睦邻，犹秉《周礼》。

气球炮垒，即输攻墨守之成规：和约使臣，乃历聘会盟之已事。

用人则乡举而里选，理财则为疾而用舒，巡捕皆惊夜之鸡人，水师亦横江之练甲。

宫室宏侈，如瞻夏屋之遗；涂径平夷，克举虞人之职。

所微异者，银行以兴商务，赋税不取农民，斯由列国属土之多，道里相距之远，因时而制变者也，无足异也。

在他看来，不仅西艺、西学源于古代中国，连西方国家恃以富强的通商、兵制、议院、法律、教育、外交、财政等等“西政”

都可以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到源于中国的根据，西学不源于中国的仅有银行、税制两项。

黄遵宪还进一步认为“西教”

即西方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也源于先秦的墨家学说：

窃意墨子之说，必有以鼓动天下之人使之尊信者。

今观于泰西之教，而乃知之矣。

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

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

早期维新士人宣传的西学中源说虽然还存在华夏中心主义的痕迹，但其主旨是批驳守旧派所谓学习西学是“用夷变夏”

的责难，为迎纳西方文化寻找最容易被人接受的理由。

西学既然来源于中国的古代文化，则学习西学不但不是“用夷变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