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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民族主义的萌发（第7页）

，而恰恰是弘扬中国古代文化。

陈炽在《庸书》中甚至将西学借助洋人的坚船炮利“长驱以入中国”

，称之为“天祸中国欤？实福中国也；天厌中国欤？实爱中国也。”

认为只有大胆接受西学才能顺天意、合人情，若“我而终拒之，是逆天也”

，所以“知彼物之本属乎我，则无庸显立异同；知西法之本出乎中，则无俟概行拒绝”

，中国“受之则富，否则贫；得之则强，否则弱者”

。

早期维新士人鼓吹西学中源说，并非因昧于外情，相反，他们大多对西方的历史和现状有相当了解；这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在学习西学、仿效西法的过程中，希望通过尊崇本民族文化来体现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的心态。

不过，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三代之治”

为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西洋之技艺、政教既然被视为“三代之绪余”

，既然效法西方是“礼失而求诸野”

，这就意味着西方文化体现了中国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其间实则隐含了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这正是从19世纪的“西学中源说”

转向到20世纪“中国文化西源说”

的一条内在理路。

早期维新士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还表现为虽然承认西艺、西政有优越于中国之处，但始终坚持中国之“教”

，即以“三纲五常”

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优越于西方。

直到甲午战争前为止，早期维新士人大多坚持中国之“教”

优越于西洋之“教”

的认知。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道器》中对“列圣相传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

的道统坚信不疑，认为“西人不知大道，囿于一偏”

，甚至坚信数百年后，西方“分歧之教必寖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

。

1900年《盛世危言》再版，在增写的附言中，主张仿效西政，但仍然坚持“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为万世不易之大经”

，强调“我师彼法，必须守经固本；彼师我道，亦知王者法天”

。

视纲常名教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是早期维新士人较普遍的认知。

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纲常名教，坚持纲常名教则意味着坚持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们大多采取文化可分的取向，主张在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采纳西艺、西政。

而来华的西人则一再强调文化不可分，宣扬采纳西艺、西政，就必须同时信奉西教，所谓“天道本也，格致末也，贵国舍本求末，国之欲富强，得乎？”

作为对西人宣扬文化不可分的回应，早期维新士人自然坚持中国之“教”

优于西洋之“教”

，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的维新思想不成熟的保守倾向，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在面对西教对华渗透的严重情势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