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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重商思想的兴起（第2页）

虽然是以通商为主要内容，但也包括近代工矿交通业，明显受西方晚期重商主义的影响。

在《兴利》一文中他进一步阐发了富强为治国之本的思想，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本属世界上最富强之国，主要的问题是统治者“不能自握其利权，自浚其利薮”

，并具体提出了发展开矿、纺织、造船、铁路等近代工业和近代交通，坚信“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

在早期维新士人中，马建忠则具有比较典型的重商主义思想。

在他的富国主张中，对外贸易被放在了首要地位，与西方晚期的重商主义十分相似。

1890年他所著的《富民说》一文提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

，强调欧洲各国“无不以通商致富”

。

认为中国传统的商业贸易仅仅局限于国内，不过是“中国之人运中国之货，以通中国之财”

。

而自中外通商以后，中国出现了数额巨大的进出口贸易逆差，因而强调“通商而出口货溢于进口者利，通商而出口货等于进口者亦利，通商而进口货溢于出口者不利”

，因此，“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

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

。

在他看来，一国在进出口贸易中，如果出口多于进口，则意味着国外的财富流入本国；若进口多于出口，则意味着本国财富流散外国，因此他视对外贸易为财富的源泉，认为一个国家求富的重要途径便是争取多出口，少进口，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

马建忠针对中国对外贸易的现状提出了改进的思路：出口方面大力发展以丝、茶为大宗的中国传统商品。

“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

。

具体措施有：一是“讲求丝茶之本原”

，即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二是“归并丝茶之商本”

，即仿效西方，成立公司，厚集资本，形成竞争能力；三是“减轻丝茶之厘税”

，即通过减轻出口厘税，以降低出口价格，增大出口数量。

进口方面则兴办工业仿造洋货以减少进口，“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

。

具体措施则是发展中国的棉纺织工业，以减少洋布、洋纱的进口。

“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外洋即少获一分之利，而中国工商转多得一分之生计，凡此皆所谓仿造外洋之货，以聚我未散之财者”

。

同时提高进口关税，保护本国的工商业，并根据不同进口商品实行差别税率：原料进口税率较轻，对制成品，特别是奢侈品进口税率较重，鸦片进口“以其为害人之毒物，自宜苛征以困之”

。

早期维新士人通商富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是不仅关注对外贸易，而且十分关注工业的发展，视工业为商业竞争的基础。

薛福成的思想便具有代表性。

他同样重视西方国家的通商致富之术，关注中国在对外贸易所处的不利地位；同时，他也较早地意识到工业与商业的关系，即生产与流通的关系。

他在1879年写成的《筹洋刍议·商政》中曾说：“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

认为当今世界各国“竞事通商”

，列强每年从对华进出口贸易中赢利不下3000万两，造成中国“民穷财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