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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重商思想的兴起（第3页）

。

因此，“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

；而所谓“商务”

之利，包括“贩运之利”

、“艺植之利”

（以丝、茶为主）和“制造之利”

（以纺织为主）。

薛福成强调兴商务、谋富强的出发点是抵制外国对华经济侵略。

他说：“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

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于此者矣。

是故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

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中国富而后诸务可次第修举。

如是而犹受制于邻敌者，未之有也。”

总之，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夺外利以润吾民”

，才能最终实现中国的富强。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后，进一步发现“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而尤推英国为巨擘”

，认为“大抵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

，提出了“商握四民之纲”

的观点。

他说：“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

薛福成所说的“商”

并不是仅仅指商业贸易，而是包括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实际上是指包括生产和流通在内的近代商品经济。

强调欧洲各国“通商富国”

是早期维新士人的共识。

陈炽亦言：“自今伊始，制国用者，必出于商，而商务之盛衰，必系国家之轻重，虽百世可知矣。”

“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券也。”

“盖工业商业之盛衰，即以觇国势之强弱耳。”

在陈炽看来，不仅商务是关系国家强弱、兴亡的大事，而且商与农、矿、工也关联密切，农为商本，矿为商源，工为商体，因此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部门必须同样给予重视。

他说：“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源在矿，矿务开则五金旺，而财用可丰也；商之体用在工，工艺盛则万货殷阗，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

郑观应在早年所著的《易言》中就认为：“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

主张“举凡外洋之货，我华人自营运之；中土之货，我华人自经理之。

扩其远图，擅其利薮，则洋人进口日见其衰，而华人出洋日征其盛，将富国裕民之效，可操券而得焉！”

在《盛世危言》中，他再次强调“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

，“盖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

。

早期维新士人从西方国家富国在商的认知出发，主张摆脱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发展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以抵制外国的经济入侵，进而明确提出了与西洋“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