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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重商思想的兴起（第4页）

的口号。

二　商战强国的观念

近代意义的“商战”

一词最早出现于1862年（同治元年）曾国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函中：“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

，“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

。

1878年御史李国璠在奏折中引用曾国藩这一说法，指出“商战”

系“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

。

稍后薛福成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

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

系统阐发商战思想的则是郑观应，其在《盛世危言》专门写了商战篇。

他认为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商战）较之军事侵略（兵战）危害更大，“兵之并呑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

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

，明确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的口号，指出：“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

他还说：“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

国家不惜巨资，备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

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

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

彼即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

汪康年在1896年发表《商战论》，提出了与郑观应相似的观点。

他说：“国立于地球之上，咸以战争自存者也。

以战自惕罔不兴，以不战自逸罔不亡。

战之具有三，教以夺其民，兵以夺其地，商以夺其财。

是故未通商之前，商与商自为战，既通商之后，则合一国之商，以与他国之商相战”

。

商战比兵战更为重要，“一国存亡所系，百姓生命所关”

。

“商之为事常，兵之为事暂，商之为事繁，兵之为事寡，商所赴之地多，兵所赴之地少，兵者备而不必用也，商者无日不用者也，然则国家之当加意于商，岂不甚重矣哉。”

与商战具有相似意义的观念转变，是从传统的“寓兵于农”

转向“寓兵于商”

。

这一观念较之商战观念萌发更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已见于记载。

光绪初年，郑观应在《易言》中明确指明了欧洲各国实行“寓兵于商”

的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