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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重商思想的兴起（第5页）

随后，不少维新士人也有类似的认知。

薛福成指出：“查西洋立法，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即以商船之税养兵船。”

王韬也说：“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设官置守，隐若敌国，而官之俸糈，兵之粮饷皆出自商，国家无所糜其帑项也。

商力富则兵力裕，故商人于国中可以操议事之权，而于外也亦得以割据土地，经营城邑。”

陈炽同样认为：“西人治兵与商也，如腹背之相倚，兵以护商，商亦为兵，故其开疆拓土初，大半由于商会。”

商战思想最凸显的内容，对外表现为强烈要求收回海关主权（已如前述），对内则一再呼吁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洋货。

薛福成针对洋货向中国大量倾销的态势，强调了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洋货的重要性。

他建议：“劝导商民仿洋法织布纺纱，尤为第一要义，其次开矿，其次炼铁，其次仿织呢羽毡绒，其次仿造自来火及制炼煤油。

风气既开，而致富之能事尽此矣。”

提出了“振百工”

（即振兴民族工业）的主张。

他指出：西方国家政府对于创办工业者给予奖励，许以专利，授之爵位，使“千万之巨富可立致”

。

因此，“中国果欲发愤自强，则振百工以前民用，其要端矣”

。

薛福成在振兴民族工业的主张中，突出了“机器殖财养民”

的问题。

他指出：“西洋各国，工艺日精，制造日宏，其术在使人获质良价廉之益，而自享货流财聚之效，彼此交便，理无不顺，所以能致此者，恃机器之为用也。”

既然机器工业带来了巨大的效率和利润，“而谓商务有不殷盛，民生有不富厚，国势有不勃兴者哉？”

他驳斥了所谓中国人口众多、广用机器将夺民生计的说法，强调若不采用机器生产，中国的手工产品则无法与价廉物美的外国机器产品竞争，其结果“中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彼货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

。

当然，他也意识到，发展机器工业的会导致“利归富商”

，但不用机器生产，则“利归西人”

。

所以，中国欲谋富强，“必也研精机器以集西人之长，兼尽人力以收中国之用，斟酌变通，务使物质益良，物价益廉，如近年日本之夺西人利者。

则以中国之大，何图不济？”

这表明他主张集外国先进机器工业之长，结合中国的丰富人力资源，“斟酌变通”

，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郑观应同样强调了采用先进的机器和技术以振兴民族工业的重要性。

他认为：“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券也”

，即首先考虑本国的商品销路是否畅通、对外贸易是否受益的问题，才能在商战中取得胜利。

而要解决“通塞”

、“损益”

这两个问题，则必然提高工艺水平，使本国的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因“商务之盛衰，不独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

。

他将西方国家“商务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