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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重商思想的兴起（第6页）

归结于“机器为先”

，“尝阅西书，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

，中国“皆因无机器、格致院讲求制造诸学，而无商务通例恤商惠工，是以制造不如外人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遂致土货出口不敌洋货之多，漏卮愈甚”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强调机器生产的同时，还提出了“自造机器”

以振兴民族工业的主张。

他说：“人但知购办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

宜设专厂制造机器，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先行仿造；然后向外洋购置各种未经购用之机器，一一仿造。

虽不能自出心裁远驾于西人之上，而果能步其后尘，纵不能得外洋之利，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

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能制造。

所造之物既便自用，且可外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

外国进口之货，皆人力之所为，而中国入口之货，多天生原质，以此相较，孰优孰绌，不待智者而知之。”

他实际上提出了中国早期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不能仅仅停留在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出口本国的自然资源这种商战的初级阶段，必须在引进外国设备技术的基础上建立本国的机器制造工业和进口替代的工业。

惟有如此，才能在商战中开拓本国商品的国内外市场，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实现工业强国的目标。

三　护商富民的诉求

早期维新士人在呼吁进行商战以振兴民族工业的同时，还提出了护商富民的诉求。

王韬是较早提出了“护商富民”

思想的代表人物。

早在1864年他就主张官府应“调剂翼助”

商民。

他说：“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

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

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

至19世纪70年代，王韬明确提出了“商富即国富”

、“官办不如商办”

、“利皆公之于民”

等主张，呼吁准许民间自立公司，投资近代工矿业。

他说：“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视其所出繁旺与否，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

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赀，贫民殚其力，利益溥沾，贤愚同奋。”

但他同时又认为在矿业、保险等行业可以考虑仿轮船招商局之例，实行官督商办。

在这类企业中“官商相为表里，其名虽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

。

不过他认为官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实以助商而非病商，凡事皆商操其权，商富即国富，并出一途，非与商背道而驰”

，强调了官府应起护商、助商的作用，即通过官督的形式来减少创办近代企业的阻力，并使商的利益得到保护。

1875年，郭嵩焘也主张鼓励商民造船、制器以分洋人之利，“使商民皆能制备轮船以分其利，则国家之受益已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