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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重商思想的兴起（第7页）

此后他又强调国家应该实行“护商富民”

的政策，指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而其治国之经，务用其技巧，通致数万里货物，遍及南洋诸岛屿，权衡出入之数，期使其国所出之产，销路多而及远。

其人民趋事兴工，日增富实，无有穷困不自存者，国家用其全力护持之，岁计其所需以为取民之制。”

“所以为富强者，民商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

他实际上是提出实现富强的一个基本理念，即国家强盛必须建立在人民富裕的基础之上。

1877年，在法国留学的马建忠致信李鸿章，指出：“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专在保护商会”

，所以“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

。

回国后，他又主张取消对民间兴办工商业的限制，“其法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谋其生，自求其利”

。

1890年，他又在《富民说》中主张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近代工矿业，“转贫民为富民，民富而国自强”

。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赞扬欧美、日本政府鼓励和扶持商民创办近代企业的政策。

他说：“皆听民为之，官特为设法以保护，派员以经理，岁课其税十一二而已。

小民难与图始，诚使官倡其利，召募豪商，纠集资本，明示大信，与民共之，使人人知其利益。”

他以西方各国“商民创建轮船铁路”

为例，指出政府扶持商民的政策“非独利商，实则裕国”

，在面临外国资本的竞争排挤下，政府扶持本国的商民势在必然，“凡创办之事，根本甫立，外人争揽利权者，又往往倾资以争竞，设策以摇撼，故得利甚难，国家出资助之，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

。

70年代末，薛福成亦主张鼓励商民投资近代企业，准许商民设立公司经营，政府不要干预。

他以轮船航运业为例，“无论盈亏得失，公家不过而问焉。

此外商人有租置轮船一二号，或十余号，或数十号者，均听其报名于官，自成一局。

"90年代初，他又明确提出“藏富于商”

、“藏富于民”

的主张，要求政府实行恤商、护商的政策。

他说：西方各国“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其爱之也若子，其汲之也若水。

盖其绸缪商政，所以体恤而扶植之者，无微不至，宜其厚输而无怨也。”

“泰西诸国，竞筹藏富于民之法，然后自治自强，措之裕如。”

在他看来，这种恤商护商政策除了政府采取减免商民税厘、实行发明创造的专利、在各国设领事保护商民等措施外，还应该效法西方国家，设立股份公司，“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

。

他还建议：“官为设法提倡，广招殷商，设立公司，优免税厘，俾资鼓励，收回利权，莫切于此。”

在早期维新士人看来，实行护商富民就应该突破洋务企业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扶植和发展商办企业。

在近代企业初创之期，因外国势力的排挤和传统势力的阻挠，创办新式企业风险较大，集资不易，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因清政府官僚体制的制约，“官督”

也逐渐成了近代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早期维新士人大多经历了一个从赞同官督商办到批评官督商办的认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