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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民主观念的产生（第8页）

其意谓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

并且进一步说明西方国家的以法治国，旨在保障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余闻泰西人好论‘权限’二字，今读西人法律诸书，见其反复推阐，亦不外所谓‘权限’者。

人无论尊卑，事无论大小，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复立之限，以使之无纵，胥全国上下同治于法律之中，举所谓正名定分，息争弭患，一以法行之。

余观欧美大小诸国，无论君主，君民共主，一言以蔽之，曰以法治国而已矣。”

同时又认为西人提倡自由、平等，即所谓的“人人有自主权利”

，“人人得自伸其权，自谋其利”

，“其流弊不可胜言”

。

强调“天下之不能无尊卑、无亲疏、无上下，天理之当然，人情之极则也。

圣人者知其然，而序以别之，所以已乱也。

今必欲强不可同、不能兼者，兼而同之，是启争召乱之道耳！

幸而今日泰西各国，物力尚丰，民气尚朴，其人尚能自爱，又恃其法令之明，武备之修，犹足以维持不败。”

但终归“不百年必大乱”

，甚至会出现“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的惨况。

1882年，黄遵宪出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后，对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884年，他写诗记述美国总统选举，肯定了美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平等的历史进步：“自树独立旗，不复受压制。

红黄黑白种，一律平等视。

人人得自由，万物咸遂利。

民智益发扬，国富乃倍蓗。

泱泱大国风，闻乐叹观止。”

同时，又对竞选中两党攻讦，乱象丛生表示十分慨叹：“彼党讦此党，党魁乃下流”

，“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

。

不过，他还是认为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究竟所举贤，无愧大宝位。

倘能无党争，尚想太平世。”

在他看来，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既有其进步性，也有其局限性。

初步意识到西方的自由、平等与民主政制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还有邵作舟。

他在《邵氏危言》中指出西方国家实现富强之根本原因有二：一是“人之自得”

，二是政不独专。

这两者实际上正是自由、平等与民主的问题。

他说：“泰西之为国如醵然，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其政主于人之自得，民诉诸君，若诉诸其友。

国有大事，谋常从下而起，岁之常用，先一岁以定之。

有大兵役，国会群谋而许，然后量出为入，加赋而敛，于官所不可一兵之发，一钱之税，一条教之变，上不能独专也。

中国不然，尊至于天而不可仰视，贱至于犬马鸟兽，鞭挞斩刈，惟上之欲之也。”

他指明正是西方民主与中国的专制造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民品格：“泰西之民刚而直，其平居采清议，重耻辱，仪简而亲，法简而专，命简而速”

；中国则“民习于教而制于威，柔而易令，顺而易从，政弛于上则众惰于下，尊卑隔绝，势散志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