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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台湾人民的反割让斗争与日本侵占台湾（第11页）

1899年，废除清政府制订的《协定关税率》，另行颁布《改定关税定率法》，提高15%税率，以阻止与大陆的贸易往来。

迫使台湾对外贸易由传统的对大陆输出为主，转向对日本输出为主，台湾遂成为日本专用资源的供应基地。

为推行“殖产兴业”

的政策，总督府拟发行6000万元公债，1899年经日本帝国议会修正，削减为3500万元。

1899年开始投资建设基隆、高雄的港口，1908年完成南北铁路405公里。

在发展官营事业的同时，又吸引日本财团投资台湾制糖业。

1900年12月，在当局提供6%年息的保证下，三井会社出资100万元成立台湾制糖株式会社，并于次年在台南桥仔头建立台湾第一家现代化制糖厂。

同时也一度鼓励本地人设立小型糖厂和改良糖廍，但随后即支持日资糖厂对小型糖厂和改良糖廍实行收购和兼并，使台湾糖业成为日本人的一统天下。

总的说来，“殖产兴业”

政策主要有利于殖民当局的官营事业和日本财团的民营企业。

为掠夺台湾的资源，殖民当局在台湾普遍实行商品专卖制度。

1896年3月设立台湾制药所，对鸦片实行专卖。

1899年5月和8月，设立台湾盐务所和台湾樟脑局，对食盐和樟脑实行专卖。

1901年6月正式在总督府内设立专卖局，下设8个专卖分局、11个办事处，并附设有6个专卖品制造工厂、3个实验工厂和1处度量衡所，共有员工2.7万余人。

殖民当局通过对鸦片、樟脑、食盐、酒类和烟草等商品实行专卖，低价购进，高价售出，攫取厚利。

专卖收入始终成为总督府财政岁入首位，从1897年的14.5%增加到1905年41%。

鸦片的专卖政策尤其反映了殖民当局对台湾民众的掠夺和残害。

鸦片在日本国内是禁食的毒品，亦严禁在台湾的日本军人和日本居民吸食，殖民当局规定凡提供鸦片及吸食器具给日本军人和居民者均处以死刑，但却允许甚至鼓励台湾人吸食，规定凡经过台湾总督府指定的医院医生鉴定，而获准领取鸦片吸食许可证的台湾人便可到台湾专卖局特设的专卖商店购买、吸食。

专卖政策使台湾吸食鸦片的人数从1897年的5万多人迅速增加到1901年的17万人。

总督府通过垄断鸦片的制造，然后以比成本高3倍的价格销售，攫取了高额利润。

1897年鸦片专卖收入153.98万元，1902年增至300.84万元，1906年又增至439.55万元。

学校教育方面则实行民族差别教育。

将小学教育分为小学校、公学校和教育所三种，小学校师资、设备最好，专收日本学童；公学校师资、设备较差，专收台湾儿童；教育所由警察担任教学，专收“番族”

儿童。

1902年，台湾总督府的教育支出中，小学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67元，而公学校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仅36元。

小学校按日本国内的统一教学大纲，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教育；公学校则以普及日语为其主要教学内容，汉语课每周仅开2课时。

中等教育最初完全为适应在台日人升学需求，开设有台北中学和台南中学。

在台湾士绅的一再要求下，直至1915年才允准台湾人出资设立台中中学，收台湾人子弟入学。

学校采行日本式管理，教学内容侧重于台湾地方需要的实用性科目，以满足殖民地建设对中、低级人力资源的需求。

师范教育早期是国语学校附属的师范部，分专收日本学生的甲科和专收台湾学生的乙科。

1899年始设立独立的师范学校，只限于培养初等教育的师资，中等以上学技师资均来自日本国内，或是日本国内大学毕业的台湾人方可担任。

对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推行的教育，日本人也直言不讳地说：“大体上，即以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台湾人同化于日本为其根本方针。”

日本虽然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种种高压政策，在台湾建立起殖民统治，但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从民众自发的武装起义到地方绅士领导的议会请愿运动，从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到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用鲜血和生命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可歌可泣的篇章，充分表现了台湾人民时刻都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渴望回归祖国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