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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占（第2页）

再如关于港澳与沿海各地间民船贸易的征收税厘之事，原本由中国政府于1868年在港澳外围设立关卡，专门征收鸦片厘金。

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以后，赫德利用该条约及其续增专条中所达成的鸦片“税厘并征”

的协议，于1887年“将通商口岸往来香港和澳门的民船贸易，从粤海关监督的掌握中抢了过来，置于税务司的管辖之下”

。

总之，在赫德接任总税务司之后，中国海关的管理权，从人事到关务都落入赫德及其下属的各海关外籍税务司之手，华人官员成为外籍税务司的下层雇员，就连由中国政府委派的作为海关最高负责人的海关监督，也成了有名无实的摆设，中国海关已经变成外国人控制下为列强利益服务的机构。

二　列强对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权的全面侵夺

列强对中国航行权的侵占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但是其全面的侵占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甲午战争之后又有所扩展。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列强只是侵占了中国的部分沿海航行权，即只能在五个通商口岸之间转运洋货。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不仅全面侵夺了中国的沿海航行权，而且开始侵占中国的内河航行权。

对沿海航行权方面的侵占，首先是将洋货转运权从五口扩大到所有的新开口岸。

如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

接着，清政府又被迫承认了已经非法存在的外国商船在中国沿海贩运土货的权利，总理衙门经过与英法两国协商，于1861年10月颁布《通商各口通共章程》，对外商船只在中国沿海贩运土货征收复进口半税。

1863年，中、丹所订《天津条约》对此做了明确规定：“丹国商民沿海议定通商各口载运土货，约准出口先纳正税，复进他口纳半税”

。

随后，又有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与清廷所签订的条约，均作了相同的规定，从而使外国船只在中国沿海贩运土货合法化和普遍化。

对内河航行权方面的侵占，则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的。

先是侵占长江沿线汉口以下三个通商口岸城市的航行权，中英《天津条约》中提出：“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

并规定具体的通航时间，因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除镇江拟在一年后通商外，其余待地方秩序有所安定后再议，总体目标是选择汉口以下三个城市，“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

。

据此，中英于1861年3月签订《长江各口通商暂订章程》，规定了镇江、九江、汉口三地的开放通航办法。

长江三口被迫开放之后，列强又进一步扩展对中国内河航行权的侵占。

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使长江航线又增开芜湖、宜昌二口，并超越汉口达到宜昌；还增开了沿海航线的温州和北海两个口岸。

1890年的中英《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又增开重庆为通商口岸，规定“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用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

。

至此，长江的通航航线已全线向列强开放。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其他内河航行权也受到了列强的侵占该条约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江浙两省的内河航行权开始丧失，原先关于外国轮船不得驶入长江主线以外内河的限制由此打破。

同时，列强对中国内河航行权的侵占还向非通商口岸的内港、内地延伸。

如《烟台条约》中规定：安徽之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非通商口岸，“今议通融办法，轮船暂准停泊，上下客商货物”

，虽强调“皆用民船起卸，仍照内地章程办理”

，但实质上已允许外国轮船通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