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 列强文化输入的升级（第2页）

规定实现这一宗旨的方法是：“首要的特别是组织和发行一些具有基督教目标，但又具有中国人的观点、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同时还可以教育人和提高人的新的书籍、论文与小册子；其次是一种适合于中国知识阶层、水平较高的期刊；第三是给妇女、儿童阅读的期刊；第四是给小学生的；第五，重印一些为董事会所赞赏的大小著作；第六，在上海设立一个发行中心，并在十八省省会和主要城市，以及其他商业中心，如香港、横滨、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等地，尽量设立一些代销机构。”

于是，它一方面精心选择西方书籍进行译编和出版。

至1900年，所出版的书籍约176种，其中影响较大的书籍有：《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格物探原》《自西徂东》《文学兴国策》《天下五大洲各大国志要》《八星之一总论》《论生利分利之别》《百年一觉》。

此外，还编辑出版著名的《万国公报》《孩提画报》《中西教会报》等刊物。

另一方面竭力推销书籍，力图把其所译编出版的书刊推广到全中国各地民众的手上。

它逐步建立起广泛的销售网点，除了上海之外，在全国各地所设的代销点或经销处到1899年时已有34个，分布于辽阳、沈阳、牛庄、北京（2个）、天津、济南、青州、平度（山东）、兴安（陕西）、重庆（3个）、成都、汉阳、汉口、九江、湖南某地、庐州、南京（2个）、扬州、镇江（2个）、常熟、苏州、江阴、衢州、福州（2个）、厦门、广州、太原、梧州。

另外，广学会还以赠送的方式向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散布书籍。

据不完全统计，在1888-1900年间，广学会赠送各类书籍刊物累计达302141册。

赠书的方式和对象主要有二：一是在各次科举考试时向应试者送书；二是通过各种关系向中央和地方官员送书。

如1888年，各地举行乡试时，该会将《格物探原》一书向北京、南京、沈阳考场各送500册，向杭州、济南考场各送250册；还“根据请求，送了花之安的《自西徂东》1万份给南京的传教士，然后也分送给了学生”

。

1889年，将1004部《格物探原》、1200份《万国公报》平均分送杭州、南京、济南、北京等地的科举考场。

1891年，向各省科举考场散发了“几千本韦廉臣博士的《格致探原》、《格致新机》、《二约释义丛书》，花之安的《自西徂东》，《万国公报》，以及种类繁多的基督教小册子”

。

1892年春，广学会向参加北京会试的有关人员赠送《中西四大政》5000册；同年，向10个省的行政长官，赠送了《救世教益》一书。

1893年，乘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全国举行恩科考试之机，向沿海10个省各赠书6000册；同时向中国高级官员赠送《自西徂东》2000部，几乎人手一部。

第二是益智书会（SdTextbookSeriesittee）。

它是基督教传教士编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机构。

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决议成立益智书会，负责编写教科书，供全中国的教会学校使用。

该会由外国传教士与英、美商人联合开办，设有委员会，丁韪良任主席，韦廉臣、狄考文、林乐知、黎力基、傅兰雅任委员，具有类似于同文书会的会社组织模式。

其所译编的教科书有初级和高级两套，学科包括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博物、天文、地理、化学、地质、植物、动物、心理、历史、哲学、语言等，并以中外结合、师生皆宜、民教通用、学教相济为编辑方针。

到1890年，其出版和审定的适合学校使用的书籍达到98种，较为重要的有：数学方面的《笔算数学》;几何学方面的《形学备旨》《圆锥曲线》;声学、光学方面的《声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地学方面的《地学指略》《地理初桄》;心理学方面的《心灵学》《肄业要览》;动物学方面的《动物学新编》;医疗卫生学方面的《化学卫生论》《居宅卫生论》《延年益寿论》《孩童卫生编》《幼童卫生编》《治心免病法》;历史学方面的《大英国志》等。

第三是美华书馆（AmeriPresbyterianMissionPress）。

它是一所以书籍印刷为主的西书出版机构，原先为美国长老会设于澳门的一个印刷所，1845年为扩大规模而迁至宁波，命名为“华花圣经书房”

（ThedAmeriHolyClassBookEstablishment），其出版业务由专门的出版委员会管理；1860年12月再迁上海，并改本名。

其所用的机器购自美国，到1895年前后雇工达百名左右，不仅采用机械和铅字印刷，而且先后发明电镀铜模字、元宝式排字架等新技术，成为上海最重要的出版印刷机构。

基督教会的重要报刊和书籍以及《万国公报》都由它印刷，1890-1895年间，年平均印刷量达到近4032万页。

到1900年之前，其出版的重要书籍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格物质学》;数学方面的《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地理学方面的《地理全志》《地理略说》《五大洲图说》;烹饪学方面的《造洋饭书》等。

除了上述三个最主要的译编出版机构之外，还有一些外国教会和其他人士设立的文化、教育、出版机构也译编出版了不少西学书籍。

这些西方文化书籍的出版，不仅成为中国官员和民间的重要读物，而且成为教会学校，乃至中国人自办学校的主要教科书，对中国文化和文化人的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　外人办报活动的扩展

传教士等来华外国人所设立的第二种文化输入机构是报刊机构。

来华外国人的开办报刊活动大约始于1815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1842年时，约创办了17种。

鸦片战争之后，他们的办报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的1860年，外人所办报刊增至32种，到1890年又增至76种。

此后发展速度更快，到19世纪末累计约20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