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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中国新社会因素的初步发展（第3页）

加上这个数字，那么工人的总数应为189100-195310人。

如果再计及其他行业中的手工业工场的工人，其数字就更大了。

当时的工人已经有相当高的集中程度。

一是集中在一些大企业中，如在采矿业中，开平矿务局在1889年时有工人3000名，1894年时有3500-4500人；漠河金矿拥有工人亦达2800-3600人。

在军火工业中，江南机器制造局约有工人2800人；福建船政局在1872年时就拥有工人近2000人，到1894年时增至2600人。

在金属冶炼业中，汉阳铁厂有工人约3000人。

在棉纺织业中，湖北织布局有工人2500-3000人，上海华盛纺织总厂有工人约4000人。

在交通业中，为数不多的铁路则集中了多达3万人的铁路工人；轮船招商局也有工人和职员约5000人。

二是集中在四大城市之中，以上海为最多，有各类工人约36220人；汉口次之，有工人12850-13350人；广州居第三位，约有工人10300人；天津居第四位，有工人3080-3240人。

这一工人的地域性集中状态只是就机器产业工人的数量而言的，如果计及铁路工人和轮船招商局的职工，乃至再计及铁路建筑工人和码头工人，那么上海的工人数还会再多一些，而天津的工人数则会多得更多，应该是超过广州乃至汉口而占第三位甚或第二位。

如果计及机械化程度较低的工厂和手工业工场的工人，那么广东顺德的工人数可能会占第二位，甚至第一位，但这不具有典型意义。

此外，工人的种类也已相当齐全，一些最主要种类的工人已经产生，如采矿企业中产生的矿工、铁路企业中产生的铁路工人、轮船航运企业中产生的海员和码头工人、金属冶炼企业中产生的钢铁工人、纺织企业中产生的纺织工人和缫丝业中产生的缫丝工人。

三　新知识群体的出现

传教士和其他来华外国人所从事的传播西方文化活动，从其目的性来说是一种文化扩张或侵略，但从其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来说，大多数具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传授形式的实用性和先进性。

它们的输入既给传统的中国人文社会注入了异质的西方人文社会模式和因素，也随着其功效的显示，逐渐被中国有识之士视为仿效的样板，使中国官方和民间模仿或聘请外国文化传播者创办自己的新式译编出版机构、新式报刊和新式学校的活动逐渐兴起。

这从时人的有关论述中可见一斑。

1887年《申报》评述中国石印出版业的发展过程说：“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

郑观应在呼吁中国自办报刊时指出：“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参与创办上海格致书院时叙述中国自办新式学堂之事说：“洎乎中外互市以来，华洋既接，各事交通，西学之流进中国者已非朝夕。

识时务者，每喜西学之有裨实用明道理者，亦嘉西学之足扩襟怀，一再仿行，因设同文、方言之馆，次第举办，乃兴武备、水师之堂。

然此特国家仿效西法之一端。”

随着来华外国人和中国人所办新式文化传播机构的增加和西方文化传播的不断扩大，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人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知识分子群体。

这一新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人员构成。

一是协助来华外人进行文化传播的中国人。

来华外国人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不仅有人生地疏之感，而且有语言不通的障碍，甚至还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

因此，聘用中国文人协助其传播西方文化工作是他们的普遍做法。

在来华外人所办的书籍译编和出版机构中，有不少华人参与其事。

这些机构的设立和日常工作都有华人参加。

如广学会中有助译及誊录、发行的华人18人，其中的著名者先后有蔡尔康、任保罗、范皕海、许东来、谢颂羔等人。

上海圣教书会由顾咏经、吴虹玉、鲍华甫等华人共同参与发起。

青年会书报部的主持人大都是中国人，先有谢洪赉、奚伯绶、胡贻谷、范皕海等人，后有谢扶雅、应元通、沈体兰、张仕章、吴耀宗等人。

其他的教会翻译和出版机构，也大都聘用数量不等的华人。

许多西书的翻译是由中国人代笔而完成的。

当时翻译西书所采用的普遍方式是：洋教士“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

，并润色加工。

即便享有汉学权威声誉的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和大英圣书公会驻沪代理处期间，有关译书之事也请沈毓桂“主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