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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洋务运动的失败（第8页）

，将全部华族和士族的现金俸禄改为一次性发给公债证书，共计有31万华族和士族人员领取金禄公债，总额达17383万日元。

与此同时，政府鼓励华族和士族将公债券投资于新式产业和金融业，允许以公债券兑换银行券，使不少华族和士族分子转变为产业和金融资本家。

如1880年，全日本有153家国立银行，资本总额为4300万日元，其中华族和士族的投资额占74.2%。

又如同年，澁泽荣一创办日本第一个民办纺织企业“大阪纺织公司”

，股本28万日元，其中华族入股占38%。

由此可见，华族和士族资产转化为产业和金融业资本，在日本工业化初期的民办企业产生发展中，不仅是主要的资本来源之一，而且发挥了导向作用。

就金融渠道而言，主要是通过大量建立本国的金融机构向创办产业者提供广泛的贷款。

明治政府十分重视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的建设及其作用的发挥，在创建工交产业的同时便开始创办银行，1869年就创办了第一家国立银行，到1882年时，全日本已有国立、私立银行和银行类型的会社共757家，实缴资本总额6215万日元，约为同期工矿交通产业资本总额的40%。

到1894年银行数增至1300家，资本总额增至1亿多日元，为工矿交通产业资本总额的68%。

拥资雄厚的金融业为工交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贷款，1888年全日本银行放款总额达14762万日元，到1894年增至33371万日元，其中对工矿交通产业的贷款应为数不少。

反观中国，清朝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只重视于创办军事工业和与此相关的民用工业，未能像明治政府那样，用政权的力量开展全面的工业化运动，对民间的创办企业活动更不能如明治政府那样给予大力资助。

虽然从客观上来说，清朝政府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被列强勒索赔款，以及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而开支的巨额军费，财政力量受到了巨大的损耗，没有足够力量拿出大量资金来创办新式产业和资助民办企业。

但是，清政府对社会力量并没有去作广泛的动员，只是利用了一部分绅商的力量。

如在资金方面，中国民间所拥有的资金不会比日本少，只是清政府没有充分动员社会各界投资创办新式企业，即使是作为最主要私人投资者的买办商人，其投资数量也是极为有限的。

据估计，1842-1894年买办收入累计达白银5亿两，扣除消费后的积累资金约为2亿两，但到1894年时买办对新式工矿交通业的投资总额约为500万两，仅占其收入所得总数的1%、积累资金的4%，其余1.95亿两的积累资金，有1亿两交存于外商企业，0.95亿两投资于外商企业、城市地产、商业和银钱业。

至于地主、官僚、绅士所拥有的资金根本没有得到动员。

正是由于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存在着上述这许多思想认识和方针政策上的不同，使得各自所取得成效也显出越来越大的差距。

日本到1892年时，已有工矿交通产业的企业3065家、资本总额16378万日元。

产业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885年时为24.3%，到1892年上升为33.1%，离工业国的距离已经不远了；到1915年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提升为56.4%，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中国到1894年时所设立的新式企业包括官办和民办的仅有187家，资本总额亦只有6749万元，分别只有日本的6.10%和41.21%;工业（含新式和传统的工业、交通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887年时为9.77%，到1914年时才上升到15.78%。

可见，中国从洋务运动起就开始落在了日本的后面，其成败得失不言自明。

总而言之，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思想为指导，虽有较强的保守性，但开始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并模仿资本主义的教育模式和生产模式开办新式学校和企业，使随着西方侵略而来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生产模式开始在中国扎根。

它以“求强”

开其端，继之以“求富”

，终之以求“议院之制”

。

其目的虽然有对付人民起义，维护清朝统治的一面，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试图抵御外敌侵略，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探索议院政治的一面。

这说明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社会，不仅已开始了中国现代化涵义中的民族化和工业化搏动，而且在民族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产生了民主化的思想萌芽。

但是，洋务运动由少数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较多的旧式官僚和绅商发起、领导和实施，并未成为真正的国策，未能成为上下一致的全国性运动；在实际举措中也是单纯而有限地引进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在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中开办新式企业，且吏治腐败，效率低下。

因此，洋务运动是一种局部的、初步的和畸形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其求富举措尚有可嘉，其自强之道实属可训；其失败结局令人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