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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洋务运动的失败（第7页）

虽然中日两国均以内外因素结合为工业化的基本方式，但是在内部因素上，中国的“中体”

与日本的“和魂”

已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政治制度和领导集团方面更具有质的差别。

中国在洋务运动时期，政治制度基本原封未动，领导集团中虽然产生了洋务派，但仍属封建官僚改革派，且没有掌握最高统治权。

日本则已通过明治维新基本建立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并由如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革家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们能够积极而有力地推行全国的工业化运动，使日本的早期工业化得以有计划、有领导地持续进行下去。

第五是政府对民办企业支持力度的不同。

日本的明治政府除了自己大量出资创办新式企业之外，还大力扶持民间创办新式企业。

1868-1885年间，政府除了直接投资近2亿日元率先创办交通、电信、采矿等基础产业之外，还设立基金资助民间兴办新式企业，其具体项目和资助金额有：营业资本欠额补贴852143日元、贷款资金32911727日元、公司补助金1471856日元、准备金58263420日元、创办企业基金12293409日元、中山道铁路公债基金299496日元、劝业资本金1662252日元、劝业委托金179637日元，总计达10793万多日元。

其中除少数资助农业改良事业和商业外，大多数资助了工矿、交通和金融业。

除了对民办企业给以资金上的大力扶持之外，明治政府还将自己所创办的企业廉价转让给民间，将相当数量的官办企业转变为民办企业，从而进一步增强民营资本的力量，促进民营资本的发展。

这一举措从1884年开始实施，这既是明治政府鼓励民办企业的第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日本工业化全面启动的象征。

到1896年，共有投资总额达1536万日元的27家官办大型工矿企业拍卖给民间经营。

其结果，不仅为三井、三菱、古河、川崎、大仓、浅野等大型企业集团的形成由此打下了基础，而且使民办企业资本对官办企业资本的比例由少数转变为多数，也使这些被拍卖企业的经营效益大幅度提高。

与此同时，民间兴办企业的热潮也开始蓬勃兴起。

工矿交通产业的企业数从1884年的583家、投资总额1194万日元，增至1892年的3065家、16378万日元。

1892年与1884年相比，日本的企业数增加了4.26倍，而资本数增加了12.72倍，这不仅说明了8年中日本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而且标志了通过官办企业的民办化处理和民办企业的集团化兼并，小企业减少，大企业增加，工业化开始走上规模化经营的方向，并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的清朝政府虽然也曾给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是政府不仅要对这种支持资金收取像股本那样的“官利”

，而且还以此为由向企业索取“报效”

金。

如轮船招商局，被勒索报效的款项有：1890年“江浙赈捐2万两”

；1891年由李鸿章“奏准在公积金内提出官款免利报效银10万两，指定作为预备赈济之用”

；1894年为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

报效银5.52万两；此外，还要赔本承担军需运输。

漠河金矿从1889年开办到1895年，报效军饷累计达85万余两，有时甚至不得不动用企业的公积金。

电报局在还清垫借官款之后，仍常年免费发收官方电报作为报效，以至赔累不堪。

对于完全由民间创办的新式企业，清政府则完全没有给予任何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任其自生自灭。

第六是社会动员程度的不同。

工业化是全民的事情，只有最广泛地动员和依靠社会各界的力量，工业化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虽然在开始阶段政府的倡导作用至关重要，也必不可少，但也不能缺少社会力量的响应。

日本政府在“殖产兴业”

运动中，运用政府的职能进行充分乃至强制性的社会动员，其用于创办官营企业、资助民营企业和民间创办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国家财政手段和金融渠道，将贵族的地产和社会资金转化为新式企业的投资。

就财政手段而言，明治政府成立后，将原来的公卿、诸侯改称“华族”

，一般武士改称“士族”

，废除他们旧有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权，统一按等级发给禄米，从1870年起又改革俸禄制度，部分收回俸禄，由政府一次性付给相当于4-6年俸禄的赎金，其中部分发给现金，部分发给俸禄公债。

1875年实行“金禄制”

，将华族和士族的俸禄全部改为货币俸禄。

1876年又发行“金禄公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