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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洋务运动的失败（第6页）

首先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东渐的不同反响。

虽然中日两国都是在外来压力下而被迫走上早期工业化道路的，但是，由于中日两国历史发展道路、文化背景、经济地位不尽相同，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时，中国具有更大的被动性，而日本则在被动之中寓有较大的主动性。

在中国方面，虽然客观上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末期，但主观上仍自觉是天朝大国，对外国侵略所遭致的局部失败，未引起足够警惕，对西方的打击反应缓慢，被打击一次，则挪动一步。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虽已有林则徐、魏源等少数开明人士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东渐的必然性及其先进之处，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主张，但并未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采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和国内太平天国起义的交相打击之下，才开始了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行动。

至于全民工业化运动，则更是在遭受更为沉重的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的打击，乃至辛亥革命之后，才逐渐出现并启动。

在日本方面，受西方列强的直接军事打击并不严重，但因为国家相对较小，立即引起全国震动，能以中国对列强的屡战屡败为鉴，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处，其国门在外来资本主义的叩击之下不战而开。

明治政府成立后，自知国力不够，对外采取了妥协外交，减少了与西方列强的直接冲突，避免了巨大的战争损失，对内则采取了励精图治，坚决改革封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方针，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走上了发展迅速的工业化道路。

其次是军事工业对全民工业化带动作用的不同。

中国的洋务运动虽以“求强求富”

为口号，但不能合理地处理强与富的关系，始终侧重于作为“求强”

核心的军事工业的建设和经营。

作为“求富”

核心的民用工业，不仅晚于“求强”

，并在7年后才得以开始建设，而且始终服从于“求强”

的主旨。

从1872年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诞生，到1884年洋务派已开办的民用企业约21家，到1894年洋务运动结束时又增开了27家，总共48家，种类涉及航运、采矿、电报、冶炼、铁路和纺织等部门，其中前四类企业的成效较好。

在开办民用企业过程中，有些洋务派官员和绅商虽然已经提出了“寓强于富”

、“分洋商之利”

的口号，但其主要的出发点和实际动因，则是为了解决“求强”

活动中的经费和原材料困难。

如为了解决上海机器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的经费和产品出路问题而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为了供给军用工业的燃料和钢铁材料而开办了开平等处煤矿和汉阳等处的钢铁厂，为了加快军事情报的传送而成立了中国电报局，为了缓解军费的困境而开办了漠河金矿，等等。

这不仅限制了民用工业的发展范围，而且使之长期受制于清政府。

与此同时，虽然民间也开办了一些新式工矿企业，到1884年时已开办67家，到1894年时增至139家，但规模均较小，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进程中处于次要的地位。

与中国的洋务工业创办历程相比，日本的“殖产兴业”

运动较好地协调了强兵与富国的关系，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大力兴办民用工业。

明治政府像接受和改造幕藩军用工业一样，从1868年起接收并改造幕藩工矿企业21家，并从1869年起创办各种新的民用企业。

到1884年时，由政府开办的大型工矿企业30余家，由民间开办的新式工矿企业约65家。

其种类包括铁路、邮电、机器制造、玻璃、水泥、采矿、纺织、缫丝、制糖、银行、造币、保险等。

在企业数量上虽与同年的中国相差不多，由政府开办者多于中国近10家，由民间开办者则少于中国2家，但在企业的种类构成上已远远超越了中国，如玻璃、水泥、纺织、银行、造币、保险等项为中国完全未有。

第三是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

中国的洋务运动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移植只限于产业和技术方面。

日本的殖产兴业运动不仅在移植西方的产业和技术方面较中国更广，而且还移植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仿照西方国家设立专门的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如以“劝奖百工”

为职责的工部省和内务省、专管财政金融的大藏省、管理农业和商业的农商务省，并在1880年之前已在地税、公债、货币、金融、商业会议所（商会）、处理官营工业等方面，制订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法规，逐步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为资本主义经济在日本的全面兴起打下了法律和制度基础。

第四是内部因素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