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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洋务运动的失败（第5页）

中国的洋务运动虽开始早于日本的明治维新7年，但洋务运动正式进行现代工业的建设则始于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设立，仅早于日本三四年。

因此，中日两国的早期工业化可以说是起步于同一个时代，具有基本相同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而且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第一，同以外部压力为启动力。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行打开了国门。

12年后，日本亦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胁下而被迫“开国”

。

此后，日本也像中国那样迅速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到1866年列强已先后在日本取得了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租界特权、驻军权、协定关税权和沿海航行权等。

与此同时，列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急剧扩张，对日本的进口额增加了13.07倍，而日本的出口额仅增加了2.57倍，日本的传统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造成财政困难，物价飞涨，人民暴动连绵不断。

为了增强国防力量，抵御外国侵略，中日两国先后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中开始了工业化活动。

在中国表现为以“求强求富”

为目的的创办新式军用和民用工矿业活动，在日本则表现为以“富国强兵”

为目的的“殖产兴业”

活动。

第二，同以兴办军事工业为开端。

由于中日两国的早期工业化都以抵御外侮为最初动机，兴办军事工业以增强军事力量便自然成了工业化的第一步。

中国的清政府从1865年起开始大规模创办军事工业，到1890年共开办军用企业21家。

日本的明治政府从1868年起开始陆续接收、整顿和扩建原有的各幕藩的旧式兵工厂13家，并创建新厂，到1884年时，军事工业的职工人数为民用工业的9倍，动力为民用工业的3.5倍，成为日本近代工业的主导部门。

第三，同以移植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要途径。

中日两国的工业化主要不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由工场手工业发展而来的，而是通过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的产业和经济制度而逐渐展开。

在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中产生的新式工业，基本上是通过引进西方的设备、技术、人才，乃至资金和组合方式而开办的。

因此，两国的早期工业化都对西方资本主义带有依附性。

第四，同以内外结合、新旧结合为基本方针。

中国的洋务运动采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指导思想，也就是力图在传统的儒家精神和传统社会制度中引入西方的资本主义因素，试图以后者弥补前者、护卫前者，以两者的结合来增强国家的力量和社会的发展，挽救国家的危亡。

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采用了“和魂洋才”

，即“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的基本方针，也就是以日本固有的民族精神为指导，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为方法，以两者的结合来振兴日本，实现救国救民的目的。

第五，同以土洋并举，以洋带土、以土养洋为模式。

由于中日两国的工业化都是在外来压力的逼迫下，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和技术，超越本国固有经济的发育程度而开始的，因此当西方的某些资本主义工业被移植进来的时候，本国固有的同类手工业仍然大量存在，从而出现土洋并举的工业生产结构。

如机器采矿与人工采矿并存、机器纺织与手工纺织并存、轮船火车与帆船马车并存，等等。

但是，当西方现代工业移植进来之后，对本国的同类传统手工业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挑战，使传统工业开始逐渐仿效引进的西式现代工业，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过渡，从而又出现以洋带土的工业化过程。

同时，移植西方工业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而且主要来自传统工业产品的出口，从而又出现以土养洋的工业化模式。

土洋之间的这三种关系在中日两国的早期工业化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的情况已如上文所述，日本的情况也基本如此。

固有的传统工业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只是由于日本现代工业的发展速度较快，才使得传统工业的比重较快下降。

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所开展的工业化，虽然具有这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也存在着思想认识和方针政策上的巨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