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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洋务运动的失败（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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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痛斥洋务派的改革不得要领，只是为自己谋权利，说洋务派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

，“徒剽窃外洋之疑似，以萤主上之聪明。

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求才亟则可侥幸而骤迁，兴作多则可居间而自润”

，借机谋私。

梁启超批评洋务派是逐末舍本：虽宣言变法，却专事练兵、购械等项，不知本源，只变事不变法。

他进而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即改革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甲午战争的惨败也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取向危机。

有识之士强烈地感受到儒学即中学已经面临崩溃的命运，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和自尊感受到极大挫折。

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救亡决论》中就尖锐指出：“一言以蔽之”

，中学皆“无实”

“无用”

，“均之无救危亡而已”

，“固知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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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唐常才也意识到“当今之时，经解、词章、八股，皆成赘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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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取向的危机使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对现实的沉沦感和疏离感，从而出现了激进的文化批判意识，对以“纲常名教”

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展开了抨击；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强烈的前瞻意识，希望学习欧美、日本，尽快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

于是，进步的中国人掀起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

中华民族的觉醒还表现在对敌国日本的认识的急遽转变上。

甲午战争前，虽然有部分洋务官员曾经正视日本，少数维新人士也开始主张效法日本变法维新，但总体而言，中国人的日本观中，轻视和低估日本的仍占主流。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从轻视日本迅速转为师法日本。

1895年5月，康有为在京发动“公车上书”

，提出：“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自此，对败于日本一直怀着强烈屈辱感的中国人，竟然很快以敌国为师，纷纷留学日本，翻译日书，走上了学习日本、变法图强的道路。

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民主思潮迅速崛起，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改革和革命的走向。

中国人民持续不断的救亡图存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首先发动了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掀起了以“灭洋”

为宗旨的反洋教斗争并迅速发展成义和团运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志士开始走上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武装革命道路。

于是，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宣告失败和结束，历史进入了以变革政治制度为主流的新时期。

三　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

要衡量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及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作用，光就中国本身这一方面作纵向比较是不够的，还需要与类似的外国作横向比较，当时的日本就是一个很可以与之比较的国家。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次尝试，其核心内容是开办了一些现代性的工矿和交通企业，开启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序幕。

在1861年中国开始洋务运动后，日本从1868年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也把工业化作为其核心内容，即所谓“殖产兴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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