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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洋务运动的失败（第3页）

甲午战争成为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和政治变革思潮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甲午战败使许多志士仁人意识到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的危急关头。

康有为曾惊呼：“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梁启超也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以后始也。”

唐才常在得知《马关条约》订立的消息后，在给其父亲信中愤慨地说：“和议已成，所约条款，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卖国，古今所无！”

严复面对在甲午战争后俄、日争夺中国东北的危局，意识到“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

，“而吾之长城东北必非吾有”

，并痛心疾首地说：“岂不痛哉！

岂不痛哉！

复每念此言，尝中夜起而大哭。”

谭嗣同得知《马关条约》内容后曾述及当时的感受：“及睹和议条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

大为爽然自失。”

并挥泪写下了悲愤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第二年，汪康年在《时务报》撰文沉痛地说：“事至今日是，危迫极矣，挫于倭，迫于俄，侮辱于英……瓜分中国之说，西报屡载之，西人屡言之，虽至愚之人，亦知其殆。”

《马关条约》签订后三年，何启、胡礼垣撰写了《新政始基》，对中国所蒙受的战败屈辱及面临的亡国危机也说过一番颇具震撼力的话：“甲午中东一役，主客之势中逸东劳，众寡之形中强东弱，乃日人一举而扫平壤，再举而夺旅顺，三举而逾鸭绿，四举而出九连，五举而越分水，六举而破凤凰，七举而降威海。

中国虽有军兵，不可得而用，虽有火药不可得而施，虽有炮台不可得而守，虽有战舰不可得而济，虽有军粮不可得而食，谋臣智士无所展其才，烈胆忠肝不能显其勇，束手待缚如鸟在笼，俯首乞怜如鱼困陆，索重款而不辞，割全台而不敢问，遂令二十三省如几上肉，任与国之取求，四万万人如阶下囚，听外人之笑骂。”

他们明确指出甲午一役成为了民族觉醒的重要契机：“是故未之战也，千人醉而一人醒，则其醒者亦将哺糟啜醨，宜其醉无醒时也；未之战也，千人昏而一人明，则其明者亦将韬光养晦，宜其昏无明时也；未之战也，千人蔽而一人通，则其通者亦将阻而不行，宜其蔽无通时也；未之战也，千人迷而一人悟，则其悟者亦将启而复闭，宜其迷无悟时也。

一战而人皆醒矣，一战而人皆明矣，一战而人皆通矣，一战而人皆悟矣；醒则起，明则晰，通则澈，悟则神，三年钟鼓之间，所以养其一日之修省者，无过于中东之役矣。”

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经历过这一巨变的人士回忆起这段历史还无不感慨和激动。

张元济于1949年回忆说：“五十多年前，因为朝鲜的事件，中国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

结果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中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

丙申年（1896年）前后我们一部分京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

他还记得参与者中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沈曾植、沈曾桐等。

吴玉章在1961年出版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的回忆》中这样写道：“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

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

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

“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激发了我的救国热忱，我需要找寻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

他开始接触“新学”

，并很快成为了康、梁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

在深受国家危亡极大刺激的同时，一批志士仁人深刻反思甲午战败的原因，纷纷抨击洋务派和洋务运动。

有人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有名无实，只是为自己谋利，说洋务派的效法西方是“得其貌，失其真，慕其名，忘其实”

，于“整顿之法，救弊之方”

懵然无知，但为“享富贵、贻子孙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