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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洋务运动的失败（第2页）

慎选官员。

在光绪帝及洋务官员推动下，洋务新政在甲午战争后一度复兴。

其中最突出的有下面三项举措。

二是推广和提高人才培养的范围和层次。

甲午战争后，兴学育才进一步受到洋务官员的重视。

1895年，张之洞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呼吁：“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今外洋各国，与我交涉日深，机局日迫，若我仍持此因循之习、固陋之才、浮游之技艺，断不足以御之。

应请各省悉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

接着陕甘总督陶模、户部侍郎胡燏棻也先后上奏，指出：“天下事所当变通者，不止一端，而人才其尤亟”

，建议清廷“仿行西法”

，“设立学堂以储人才”

。

朝野有识之士，经甲午一役，倍受刺激，“深知国势日拙，国难严重，欲谋振兴中国非从兴学与储才两方面着手不可”

。

这些表明了甲午战争后洋务官员更加视兴学育才为办洋务谋自强的重要举措。

1895年9月，盛宣怀有鉴于“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

，“日本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取材于学堂，即外部出使诸员及制造、开矿等工，亦取材于学堂，中国智能之失士何地蔑有”

，遂以周馥于1886年在天津设立的博文书院为基础，改设头等和二等学堂，其中头等学堂即“外国所谓大学堂也”

。

此后，有不少洋务派官员也像盛宣怀那样，从改革传统书院和设立新式学堂两个方面，继续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层次开展兴学育才活动。

三是开始招商承办洋务企业。

8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前因给事中褚成博奏请招商承买各省船械机器等局，当经谕令户部议奏。

兹据奏称，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历年耗费不赀，一旦用兵，仍需向外洋采购军火，平日工作不勤，所制不精，已可概见。

福建船厂岁需银六十万，铁甲兵舰仍未能自制；湖北枪炮、炼铁各局厂，经营数载，糜帑已多，未见明效。

如能仿照西例改归商办，弊少利多，等语。

制造、船械，实为自强要图，中国原有局厂，经营累岁，所费不赀，办理并无大效，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

……该商人如果情愿承办，或将旧有局厂令其纳赀认充，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

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借官款维持。”

这则上谕一方面对洋务运动中所办洋务军用和民用企业作了总体评价，认为洋务企业的效果是不佳的；另一方面继续认定举办军用和民用企业是“自强要图”

，应该继续；再一方面首次提出要改变办法，要由官办、官督商办改为商办，要改变官、商关系，由官总其成改为“商总其成”

。

此后不久，即开始招商承办旧企业，劝商开办新企业，使近代中国的兴办工商企业历程从以官方力量为主的阶段转入以商人力量为主的新阶段。

上述光绪皇帝和一些比较开明的洋务派官员，在总结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失败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的，继续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再接再厉、重谋自强的想法和举措，虽然也有其一定时代价值，为接踵而至的维新和清末新政中的同类举措作了前期准备，但是“洋务”

作为一种谋求中国自强的运动已时过境迁，不再为大多数寻求救国之路的有识之士所认同。

二　志士仁人探求救国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