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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公车上书的发动与影响（第3页）

第二天，郑孝胥将他的这个看法整理成文报告张之洞，建议张以湖广总督的名义上书清廷，提出迁都毁约的方案。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伸天下之气，挽救时局。

同一天，张之洞的另一幕僚叶临恭也向张之洞上说帖，称西狩不如南巡，且请张之洞合各督抚如合纵连横之势以动朝廷等。

4月23日，郑孝胥再作说帖上张之洞，重申迁都之议。

是日夜，张之洞与幕僚们面商诸事，叶临恭等幕僚申论南幸之旨，欲连衡以迎天子，张之洞笑其迂而并不表示自己的态度，但他显然已意识到割让辽东半岛所导致的京师危机。

他在7月19日的上书中，就曾建议清廷在陕西、山西等地建立行宫，遇有外敌入侵、京师告急之势，可临时巡幸，不必迁都，然后滨海及边关诸将可以放手攻战，毫无牵制顾忌。

换言之，张之洞期望以建陪都的办法缓解京师每每遇到的压力，替代不甚可行的迁都之举。

京师不时出现危机是中国在马关议和中被动的根源之一，所以康有为在其上书中列举最近50年来列强动辄出兵进攻京师、索巨款、开商埠、割领土、阳攻首都以索边省的事实，说明中国之所以在历次外交冲突与交涉中屡屡被动，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京师距海太近。

他批评过去50年割天下万里之地，弃千万之民，以保区区一都城的政策是至愚至狂，以后事料之，列强知中国不肯迁都为政策底线，必借此对中国进行要挟。

所以，中国如欲改变被动的局面，必须痛下决心将京师迁往内地。

否则，智者无所骋其谋，勇者无所竭其力，必将坐困区区京城，受列强的胁迫，将边省割尽而后已。

反之，如果将京师迅速迁往西安，深藏首都于中华腹地，即便列强攻占天津、塘沽，即便沿海地区糜烂，即便攻占北京，但朝廷深固，不为震慑，犹可聚兵与来犯者决一死战。

因此，康有为相信迁都是目前中国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3.练兵强天下之势。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将衰、兵弱、器窳则是不争的事实。

鉴于此，康有为建议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

中国军队的那些老将们基于自己过去的经验，不思进取，不思改革。

中国如欲在未来的战争中战而胜之，就必须不拘资格选拔将才，用这些新的将领替换那些已经明显落伍的旧将领，然后再由这些新将领各自训练新兵若干，以应付未来可能遇到的外患。

与此同时，鉴于列强讲究枪炮、制作日新的现实，康有为建议，为了建设强大的军队，必须注意向西方先进国家购买新式武器，这样就可以做到器械精锐，有恃无恐，稳操胜券。

4.变法成天下之治。

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三策，在康有为看来都是权宜应敌之谋，而非立国自强之策。

真正的立国自强之策，康有为认为，就是变天下之成法。

变天下之成法，是那几年康有为思考的重心。

他以为，清朝的法度主要是沿袭明朝而有所变更，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

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

而中国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与明朝时期根本不同的变化，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

如果当今统治者仍沿用过去的旧方法去治理天下，那就像盛夏已至而不释重裘，病症已变而犹用旧方，结果可想而知。

康有为认为，当今中国变法的根本要义，就是要求当今的统治者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

道理很简单，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

言率由而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角争，必至四分五裂。

这是就大的原则而立论，在具体的变革方案中，康有为提出当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到的有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

所谓富国六法，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所谓养民四法，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所谓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

除了设立道学具有康有为的独特创造性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十几年间洋务思想家曾经提出而清政府不及实行的方案。

设立道学的基本意思，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

，即提倡以儒家伦理为武器挽救近日风俗人心之坏，抵制西方基督教对中国民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