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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公车上书的发动与影响（第2页）

，由此萌生变法图强的想法，对后来时局的变动发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清廷内部的讨论已经不再是孤立地进行的，由于事关国家、民族的命运，因此清廷统治层之外的知识分子也极为关心。

当中日和谈在日本刚刚开始的时候，各省的举人正在向京师云集，参加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科举考试，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均在其中。

4月15日，康有为因偶然的原因在这批举人中最先获知《马关条约》将要签订的消息，他当即嘱咐他的弟子梁启超去发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清政府拒绝日本的议和条件。

根据康有为的安排，梁启超首先联合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赖际熙等百余人；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等数十人得知梁启超的活动后，也积极参与，联名上书，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

4月22日，他们将上书送交都察院，请求都察院代奏光绪皇帝。

都察院并没有将梁启超等人的上书立即代奏光绪帝。

但一石激起千层浪，梁启超等人上书虽然没有转呈皇帝，却在民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梁启超等人上书之后，福建、四川、江西、贵州、江苏、湖北、陕甘、广西、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等省的举人莫不发愤，纷纷效法广东、湖南两省举人，上书都察院。

当时，都察院逢双日为堂期，故4月22、24、26、28、30等日，在都察院门口总是挤满各省联名上书的举人，“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

。

台湾省籍的举人罗秀惠等人更是捶胸顿足，垂涕而请命，痛陈台湾民众正向着京师恸哭，请求清政府不要抛弃台湾的土地，不要使百万台湾民众成为大清王朝的弃儿，“闻者莫不哀之”

。

中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情深深地感染了康有为，康有为以民气可用，意识到各省举人只有联合起来，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集体请愿运动，才能促使清廷当政者觉悟，也才能赶走那班守关的“虎犳”

，敲开紫禁城的“帝阍”

。

5月1日，康有为联络18省举人1300多人聚会松筠庵，拟上一公呈，请清政府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盖以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

。

5月1日的松筠庵会议通报了最新情况，讨论了将要起草的上书的主要原则，会议委托康有为执笔起草，然后再讨论修改，征集签名。

根据这一安排，康有为在此后的一昼两夜间奋笔疾书，草成长达18000言的请愿书，由梁启超、麦孟华等连日缮写1000余份，“遍传都下，士气愤涌”

，在朝野内外起到了极大的震撼作用。

在康有为起草的这份请愿书中，力言当时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竭力反对割让台湾，忧心台湾一割，天下离心，士民涣散，西方列强必将效法日本之所为，接踵而来，瓜分中国。

中国必将在列强的瓜分下土崩瓦解。

所以，康有为在请愿书中警告清廷：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

一旦开了割地的先例，中国就更没有能力阻止西方列强的瓜分，中国若是一一答应了他们，那就等于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殆尽，仅存元首，岂能生存？

中国已处于危难之中，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中国摆脱困境，重塑辉煌呢？为此，康有为在这份请愿书中提出四点方案：

1.下诏鼓天下之气。

康有为在方案中建议光绪帝速下三诏：一是仿历代先例，下诏罪己，激励天下，共雪国耻；二是下明罚之诏，严厉惩办那些主和辱国、割地通款的大臣，严厉追究那些战阵不力、丧师失地的将帅，以及那些调度非人、守御无备的疆吏，以期刷新朝政，一新士气；三是下求才之诏，破格提拔那些有作为、有能力、有胆有识、有谋有略的将帅和封疆大吏，甚至还可以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延聘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以便使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之恩，为国出力，报效国家。

2.迁都定天下之本。

迁都的想法是当时朝野均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马关条约》同意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之后，京师的屏障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处在危险的境地。

迁都之事非同寻常，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是很难痛下决心。

在清廷内部，当战局紧张的时刻，也曾提到过“西狩”

的方案，就是将首都暂时转移到西安，待时局稳定之后再迁回北京。

这一方案虽然有助于化解京师的困境，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895年4月21日，张之洞的幕僚郑孝胥就敏感地意识到：“今日之事，惟迁都则可毁约，苟恋京师，智者不能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