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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2页）

他在5月5日致李鸿章的信中指出：和议已定，社稷粗安，浮议只可置之不问。

然而丧师失地之后，即不为收复计，亦当为善后计。

中国苟能发愤自强，必须先在中央政府这一层面进行改革，除了吏政、礼政、刑政暂不更动外，户政、兵政、工政必须变法。

其变法的决定权固然在光绪皇帝之手，但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征求各方意见等具体工作，除了李中堂李大人外，还有谁能够做得到呢？所以他建议李鸿章应该将变法的事情认真地思考并付诸行动。

如果言而不听，听而不行，则慷慨乞休，不再迁就，乃足以对三朝而谢天下。

在4月28日致王文韶的信中，盛宣怀认为：中国目前之兵力、实力确实不足以废除《马关条约》而与日本再战，而是以暂时接受《马关条约》为上策，但如果中国沉醉在马关之约甘心顺受，何以纾宵旰之忧，而保中原之危局？光绪帝若果能发愤以图自强，与其不忍于须臾，而以京畿一带为孤注，不若远效越王勾践、吴王夫差，近师普鲁士、法国，含忍目前，发奋图强，壮大国力，力筹报复。

在4月30日写给翁同龢的信中，盛宣怀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并强调：所谓自强之道，不外作人才、储国用、饬武备三大端而已。

他实际上是劝翁同龢要利用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敦促光绪帝毅然变法，振兴国家。

作为光绪帝的老师，作为甲午战争中主战派的主要人物，翁同龢对中国必须实行变法较他人有着更加直接的感受，他已明确地意识到“旧法实不足恃”

，中国“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

。

基于这种认识，翁同龢在1895年初当《马关条约》尚未成立时，就开始考虑战后中国的改革问题，他在同盛宣怀、胡燏棻、伍廷芳等人通信中，曾经讨论如何改革户政、兵政及工政以及发行印花税、开设银行、办理邮政、修筑铁路等洋务思想家多年来一直建议而政府不及实行的新政。

他甚至将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等著作推荐给光绪帝，希望以此促使光绪帝推动维新运动的开展。

此后不久，翁同龢又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以及即将离任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等人一起讨论过有关聘请西人、效法西方近代国家实行变法等问题，彼此就进行币制改革、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举办实业，以及设立新政部、教育部、整顿海军、开办报纸新闻、开放舆论等问题充分交换过意见。

翁同龢有意于聘请李提摩太担任中国政府的新政顾问，李提摩太甚至还为翁同龢代拟了变法维新的计划书，由翁同龢提交给光绪帝参考。

翁同龢确实有意帮助他的学生光绪帝变法图强，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局面，但他也知道清廷的政治权力并不在小皇帝的手里，光绪帝虽然有意于变法图强，然而在清廷内部并没有一支真正值得信赖的政治力量。

这也是他开始支持康有为上书言事，有意援引康、梁等政治新人的深层背景之一。

对于康有为的大名及其主张，翁同龢早有所闻，但在康有为获取功名之前，翁同龢无意于与其接触。

只是到了他看到康有为5月29日的上书后，当时朝中已有变法维新的气氛，因此他开始有意识地与康接触，由户部主事、康有为的同乡陈炽陪同，不惜屈尊到康有为下榻的粤东会馆，可惜的是，康有为此时不在会馆，两人没有顺利见面。

待康有为得知翁同龢的来访之后，他立即前往翁家回访，两人就中国面临的困境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翁对康的一些见解表示赞同，帝党领袖翁同龢与康、梁新派人物结盟由此开始。

翁、康相见的第二天，即6月3日，都察院将康有为5月29日的上书转呈光绪帝。

这也是光绪帝第一次得读康有为的上书。

据说光绪帝览而喜之，觉得康有为言改革之条理甚为周详精当，当即命抄录三份，以一份送呈慈禧太后，其余的三份一份留存军机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一份放在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不时参考浏览。

而翁同龢也在这一天向光绪帝密报了他昨日与康有为见面的情况，鼓励光绪帝应该利用康、梁等新派人物巩固自己的权力，推行变法。

于是光绪帝也开始注意康、梁等新派人物的言论与行动，有意将这些新派人物招募到自己的麾下。

人才的不足或不合时用，是光绪帝最为忧心的重要事情之一，也正是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5月29日的上书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建议光绪帝要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

这一建议正中光绪帝及其老师翁同龢下怀，于是康有为赢得了光绪帝和翁同龢的赏识。

其实，康有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看法，在当时的知识界和高阶层官员中似乎是一种普遍的反省。

就在康有为第三次上书送达光绪帝的同一天（6月3日），新疆巡抚陶模也向清廷上了一份《培养人才疏》。

陶模认为，国家的强弱，完全依人才的昌盛、衰落为转移，人才不足，不但和与战均无可恃，即幸而战胜，亦无益于根本。

而反观当时的人才状况，陶模以为太不如人意，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已成为清王朝所面对的重大问题。

因此，陶模建议，天下事所当变通者不止一端，然而人才选拔机制的变革已成为当务之急，非惩前毖后，破除一切拘牵之见，无以振天下之士气，而收实效于将来。

基于这种认识，陶模提出了变革人才选拔机制的13点建议。

当康有为得知自己5月29日的《上清帝第三书》被都察院转呈光绪帝的消息后，其激动的心情应该是难以言表的，这当然也激励他再接再厉于6月30日第四次上清帝万言书。

他鉴于第三次上书只谈“通变之方”

，未发“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

的缺憾，在第四次上书中专谈变法体要、先后缓急及下手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