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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1页）

第三节　举人才与合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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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案头上，然而最有意思的是，就在公车上书注定失败的那一天，即1895年5月3日，康有为却实现了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理想，荣登龙门，成了新科进士。

5月5日，康有为被引见，授工部主事。

一　维新运动的发动

获取功名原本是康有为多年来的愿望，但当他真的获得了功名之后，他却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基本不太看重这一功名。

这个外部环境，一是民族危机的日趋加深，使他不能再像他的前辈们那样只能从书斋中讨生活，或者只在官场中周旋；二是通过公车上书以及前几年的机缘际会，康有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只会读书的进士、文人，他不仅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在京师知识分子层享有很高的名声，而且在朝廷大臣中也有了相当的背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就对康有为非常赏识。

有了这些背景和资本，康有为当然不再看上那个工部主事的职务，他以自知非吏才为借口，甘愿放弃官方的职务，安心于以民间的身份继续他的变法维新活动。

康有为继续留在北京，观察形势的发展。

5月8日，中日《马关条约》的换约仪式如期举行。

同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致电李鸿章，表示日本政府愿意接受德国、俄国和法国三国的建议，可以考虑放弃辽东半岛，具体细节容后再商量。

5月22日，日军退出奉天、鞍山。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借款谈判也已经有了眉目。

所有这些，都使得一部分官僚觉得中国在甲午战争后的危机即将成为过去，“和议既定，肉食衮衮，举若无事”

，相信中国还将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即便一二稍有人心者，亦以为中国积弱至此，是天运使然，无可如何，徒叹息悲伤而已。

朝野上下弥漫着浓厚的苟且氛围。

这种苟且偷安的气氛深深地刺激了康有为。

他认为，先事不图，临事无益，亡羊补牢，犹未为迟。

中国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度日，而应该汲取甲午战败的教训，速图自强，中国还是可以救亡图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康有为取公车联衔之书，就其下篇专言变法的内容加以引申，并详及用人行政之本，于1895年5月29日第三次通过都察院上书光绪帝。

康有为此次上书长达13000字，补充和发挥了公车上书未及提出的问题，详细讨论了变法下手之方及先后缓急的顺序，充分说明中国必须利用甲午战败后的形势赶紧变法的理由。

他指出：甲午战败的后果是有清二百余年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也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所罕见，中国经此剧痛，应该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深刻反省，急筹自强大计，而不应该上下熙熙攘攘、浑浑噩噩、复庆太平。

在具体的变法主张上，康有为重申了公车上书中的富国、养民、教士三个问题，另外增加了练兵一条。

他强调，练兵之策，一定要改变过去大一统的陈旧办法，建议采用如下六法：（1）汰冗兵而营勇；（2）起民兵而立团练；（3）练旗兵而振满蒙；（4）募新制而精器械；（5）广学堂而练将才；（6）厚海军以威海外。

康有为相信，如果按照他的这个办法去进行，水陆并练，那么以中国之地大物博，则将来饮马南洋、秣兵欧土也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何况区区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呢？

中国重塑辉煌并不是一件难事，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不拘一格地选用合适的人才。

他真诚地希望统治者能够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

因为处非常之世，应非常之变，必须启用非常之才，而过去那些寻常守旧、苟且偷安、奉行文书、按循资格的庸谨之才，虽然可以守常，但决不足以应变，绝不可能将中国引向一个自强、繁荣的坦途。

他建议光绪帝务必要将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亲自抓起来，垂意旁求，日夜钩访，尽知天下之名士，尽知其数，尽知其所在，悉令引见，询以时事，破除常规，越次擢用，这样天下之士必踊跃发奋，冀酬知遇之恩，必出而为国家效力，辅佐皇上，共谋中兴大业。

从康有为列举的条件看，最关键的条件是要皇帝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白今日中国所处的环境及存在的问题，“仍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

。

理由很简单，因为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自强为天下之健。

康有为恳切地希望光绪帝能够接受他的建议，远鉴中国早期圣哲的谆谆告诫，近鉴俄罗斯、土耳其变革昌盛、不变革则亡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独揽乾纲，破除旧习，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权其轻重，断自圣衷，更新大政，厉行改革，将中国引向光明灿烂之途。

康有为在这次上皇帝书中所表达的看法虽然显得惊人，但实在说来也是当时每一个关心中国时局的知识分子和有良知的高阶层官员所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那时，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因为《马关条约》的换约变得浑浑噩噩，觉得中国已经暂时度过了战争危机；而另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则觉得中国的问题刚刚开始，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汲取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变法图强，中国的危机还在后面。

所以，此时的清政府内部已经有了愿意变革、愿意变法的迹象，整个大环境已与先前明显不同，清政府的一部分高阶层官员，乃至光绪帝本人都在认真地思考着中国的未来，都觉得中国不可能再沿着旧有的轨道前进。

1895年4月底5月初，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分别致函直隶总督王文韶、户部尚书翁同龢、大学士李鸿章，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在甲午战败之后必须尽快调整内外政策，实行变法，才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后发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