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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12页）

徐勤、何树龄在政治信仰上自然听从康有为的指派，他们主编的《强学报》自然在政治倾向上接近康有为的激进政治主张。

他们不顾清廷的规定，擅自公布清廷未经公开的“廷寄”

，即光绪帝内发各省将军督抚议行十四条新政的上谕，此上谕已经遭到后党的反对和压制，明确不予实行，而《强学报》却把它公之于世，并附有短论称颂这份文件是清朝三百年来之“特诏”

，是“中国自强之道基，臣民讲求时事之本”

；甚至公然以为“破去拘牵之见，光大维新之命，化行风被，人人可以昌言新法”

等等，以此鼓吹变法维新、救亡图强。

凡此，显然都极易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

上海强学会另一发起人，也是张之洞亲信的黄绍箕在看到新出版的《强学报》之后，也立即致函已到广东的康有为，指责《强学报》用孔子纪年实违反了清朝的“国制”

，并告知康有为他已经通知《强学报》社，停止出版新的报纸，并说他和其他的发起人正在考虑怎样结束上海强学会的事宜。

显然，《强学报》并不太明智的政治举动实际上使它失去了相当多的支持者。

梁鼎芬、黄绍箕都具有张之洞的背景，他们的指责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张之洞的真实想法。

张之洞既然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更不能容忍康有为等人不顾“国制”

，一意遵行什么“孔子纪年”

，因此当他发现康有为根本无意听从他的指挥，根本无法将其收编到自己周围的时候，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断绝上海强学会的经济来源，甚者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强行解散上海强学会。

而恰当此时，北京方面查封强学会的消息传来，于是张之洞趁机于1月26日委派专人致函上海各报馆，宣布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刻，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

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

上海强学会及其机关报《强学报》由此而正式结束。

当梁鼎芬、黄绍箕等人向康有为发难的时候，康有为正在广东，他虽然已经感到事态严重，但决没有想到会严重到被强行解散和强行停办的地步。

他在1月26日致函徐勤及何树龄时尚称：“彼有不办之心，我有必办之意。”

他劝徐勤、何树龄二人要忍辱负重，坚守岗位，又致电黄遵宪出面“力持”

，争取不停办。

但终究没有阻止张之洞的决心，《强学报》与上海强学会还是被张之洞扼杀了。

张之洞在下令停办强学会和《强学报》的同时，也为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他要禁止的只是康有为的那些可能引起争议的学说，而无意将具有维新思想的青年才俊驱逐出自己的辖地。

所以，他在下令停办强学会和《强学报》之前就决定调汪康年到上海主持强学会的事务，试图从人事布局上掌控强学会。

汪康年是张之洞门下具有维新思想的幕僚，与梁启超、麦孟华也有很深的交情。

当甲午战争进行之时，他在京师与梁启超等人相商，“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

。

这一见解实与康有为的主张暗合。

中国在甲午战争战败后，汪康年与张之洞的幕僚如郑孝胥一样，有迁都、拒和、联络英国和德国、进行变法的动议，这些主张虽然没有被张之洞全部接受，但部分地融入了张的政治主张中。

1895年初，汪康年有意于联络同仁创办“译报”

及中国公会，这个想法或许是与康、梁的想法的暗合，或许正是汪康年在京师时与梁启超等人商量的结果。

在此后的几个月中，译报馆和中国公会的筹备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只是由于汪康年的家事及其他人事原因的耽搁而迟迟未能公开成立，而北京的强学会则已成气候。

当北京的强学会初步成形的时候，康有为南下江宁，欲说服张之洞支持在上海创建强学会，经过20余天的交谈，张之洞不仅同意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而且建议康有为应将上海强学会与广东的强学会同时举办，并暗示上海方面的事务可以由汪康年主持，而广东方面则由康有为全权负责。

张之洞的用意虽然不太清楚，但这一建议对康有为来说则欢迎之至。

1895年11月16日，康有为将张之洞的建议向尚在湖北的汪康年作了通报，欢迎汪尽快到上海接收强学会的事务。

所以当张之洞下令停办强学会和《强学报》之前，下令由汪康年接管上海强学会的事务时，康有为不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期望汪康年的到来会为上海强学会带来新的希望。

汪康年离开武汉到上海接手强学会的会务，是因为他在武汉筹办译报馆与学会的事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他刚到上海的时候，恰恰又遇到张之洞停办强学会与《强学报》的命令发布的时候，所以他一介入上海强学会的会务，就不是为了强学会的发展，而是按照张之洞的意图办理强学会的善后事宜。

1896年4月23日，上海强学会的善后事宜基本结束，那一天的《申报》刊登的《强学会收支清单》称已将强学会的余款点交汪康年收存，上海强学会及《强学报》的事务至此应该说已完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