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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13页）

汪康年在办理强学会善后事宜的时候，似乎就有意于利用强学会的结余款项作为他一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译报馆，为此他曾与张之洞进行过协商，但张之洞似乎并不赞成汪康年在上海另办新的报纸，所以张对汪康年办理强学会善后事宜的权限也有所限制。

按照《强学会收支清单》的说法，强学会共计收银730两，收洋2247.42元。

支出洋2172.7元，实存银730两，存洋75.14元。

另有一些自备的办公用品等。

这里的余洋75.14元可能交给了汪康年，但存银730两可能已经按照张之洞的安排直接移交给了经元善。

上海强学会的大笔余款由张之洞安排交给了经元善收存，汪康年准备利用强学会余款创办新报的想法并不能顺利实现，不过他对此也没有彻底灰心，而是将强学会原租房屋一年的租金追回了一半，得350元，又将强学会购置的办公用品、图书等加以变卖，得200余元。

有了这笔钱作基础，汪康年继续进行创办新报的准备。

他计划以他手头控制的强学会余款作资本进行招股，以此为基础与由京师强学会改组的京师官书局合作，以其分局的名义在上海恢复分会，然后以上海分局的名义出版他构思已久的《译报》，并考虑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与康有为等再度合作。

汪康年的计划遭到吴樵、汪大燮、沈曾植、叶瀚等人反对，他们既认为京师官书局“诸人大率非我族类，万万不便沾染”

，也觉得与康有为等人恐怕并不好合作，“近则见挤于康，退又贻诮于人”

，与其将来发生冲突，不如从一开始就谨慎从事。

朋友们的建议对汪康年甚有影响，他与正在上海的黄遵宪商量进行办法。

黄遵宪原本为强学会同事之人，对张之洞下令停办上海强学会本来就不满意，也一直试图设法重新振兴之。

而汪康年的办报想法正与黄遵宪吻合，所以黄遵宪毫不犹豫地对汪康年的想法给予全力支持。

他自愿捐献1000元作为新报的开办费，并明确告诉汪康年：“我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故吾所集款，不作为股书，不作为垫款，务期此事之成而已。”

梁启超到了上海之后，通过汪康年的介绍与黄遵宪相识，在他们三人的共同策划下，就办报宗旨、体例、内容等基本达成共识。

鉴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汪康年主张多翻译西方报纸的内容，因而继续倾向于他先前的“译报”

构思；梁启超基于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主张在新创办的报纸上要多刊发自己的论说，以扩大政治影响；而黄遵宪基于自己在官场上的经验及去年强学会被封的教训，采取了折中态度。

于是汪、梁二人都同意论说可以增加，但不能有太多“讥刺”

的基本方针。

办报的基本方针定下来之后，《时务报》的名称也随之确定，于是他们以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吴德潇、邹代钧五人名义印制《公启》一两千张分送各处同志。

此《公启》有30条，为梁启超初拟草稿，由黄遵宪“大加改定”

，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时务报》的创办宗旨，详细介绍了《时务报》招股集资的方法与方式。

《公启》的发布获得了各地同志的相应，邹代钧在黄遵宪首认1000元之后，也认捐500元。

紧接着，各地的认捐消息不断传来，湖南矿务局同意捐助400元，并及时将这笔款项送交给汪康年，而原本不太支持汪康年在上海办报的张之洞也终于同意将原上海强学会的700元余款转给汪康年作为办报的经费，这笔钱于6月13日由经元善派人送给汪康年，唯张之洞不愿就此出名，所以在《时务报》第三册公布各地捐款情况时，标明为“汪穰卿进士、梁卓如孝廉集银”

。

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时务报》在上海正式问世。

根据《时务报》第三册公布的时务报馆工作人员名单，该报的总理为汪康年，撰述为梁启超，另有英文、法文、日文翻译若干及具体办事人员等，黄遵宪、邹代钧、吴德潇等人可能因为其官方的身份背景，并没有归入报馆的工作人员中。

《时务报》为旬刊，每月逢初一、十一、廿一日出版。

第一册的主要栏目有“论说”

、“谕旨”

、“奏折录要”

以及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这些栏目后来也有局部的调整，但大体上保持了第一册的栏目和风格。

前一篇相当于《时务报》的发刊宣言，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列举西方近代国家报纸的发达与政治进步的互动关系状况，指出报纸的发达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

不了解世界发展之大势，不了解国内之政情，就是无耳目，无喉舌，结果便是“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

，如此之上情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就是废疾，就是一个不完整、不健康的社会。

所以，要营造中国社会上下不隔的正常秩序，就要鼓励有识之士出来多办报纸，这样才能“去塞求通”